方法与视野的结合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5页（5800字）
STS与多学科性
在前边，通过描述本领域成员的实践，而不是个别研究者的规划性陈述，我们对本领域做出了界定。当下的实践表明，STS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把各种STS研究方案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对科学技术论题的兴趣，不过，总的说来，这个论题还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的主导兴趣。这丝毫不意味着STS是一个属领域，底下包含了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经济学和科技社会学等子领域。相反，它是各种情境主义进路的融合，其中的每一进路都有其自身的学科基础。同样，在STS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关于科学技术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传统的内在主义的科学史和哲学方法——强调技术的自主性——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例证罢了。
虽然用多学科研究的取向来描述当前大多数STS的活动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很少有学者会提倡或主动维护STS的这一视域。理由之一是，大多STS研究都依赖以学科为基础的宏大叙事。(2)换句话说，很少有人能够提出一种解释框架，以成功地揭示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等因素是如何结合成一张无缝之网的。休斯［1983］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外，他认为，无缝之网是社会系统建构的产物。另一个影响不大但却同样有效的模型是由金格拉斯［出版中］给出的。在最一般的层面上，金格拉斯基于结构化领域内的交往行动的动力，建构了一种科学变迁的模型，在把它运用于科学［金格拉斯，1991］和技术［金格拉斯和特雷帕尼尔，1993］的同时，也反思性地运用到SSK中。金格拉斯的进路的细节在此并不重要，但是有两点应该提及。首先，他的框架看起来与传统的、具有中庸色彩的社会科学比较相像。其次，该框架所提出的结构对交流和论证，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研究论题和恰当资源的修正／再定义做出了预测。换句话说，该框架预测道，STS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辩论将会改变STS，就如同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ical)的研究改变了SSK一样［皮克林，1992a］。同样，该框架并没有打算详尽地罗列解释的资源，它的包容性取向意在从不同学科间的批判性论证中获得有用的概念。
与休斯和金格拉斯不同，不少学者对多学科研究主动地提出了批判。突出的反对意见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具有超学科取向的人，他们常常批评其他的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正确地表述分析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那些向往跨学科的STS的人。许多因素都支持这种倾向。对许多学者来说，与跨学科的进路相比，多学科的进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些人对学科叙事感到沮丧，他们向往科学技术的总体史，而不是科学技术的经济史、政治史或社会史。由于对综合性的多学科进路深感不满，他们谴责人们对传统学科概念的依赖性，并试图发展出一套非学科性的语言。有些人则怀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希望STS在取向上少一点建构论的色彩，多一点建设性。他们感觉到，STS无法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影响政策，因为与经济学或其他与政策有关的学科不同，STS充满了派系斗争，这严重损害了人们影响政策的意图。
分析性问题与STS
尽管找到一个为所有的实践者都能接受的STS的定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确定何为STS要容易得多。我的论点是，不应该用基于分析性问题的方法来对本领域下定义。原因是，这种方法外在于STS公认的活动舞台。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与科学中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in science)之间做出区分。科学的社会研究关注的是实质性论题：即科学与技术。为了理解本论题，于是社会科学的分析资源就被运用于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社会研究关心的是“用得当的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何为得当的方法取决于人们所提出的特定的分析性问题［例如反思性］，以及用得当的方法处理这类问题［例如新写作方式］时做出的决议。对科学和技术进行研究，并不是为了理解论题本身，而是要在某个特定领域中运用方法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达到例证化的目的。因此，它似乎并不满足于与科学技术相关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标准。
上文围绕着STS划定了一条边界，排除了几条较为突出的、对替代性方法提出过强烈批判的STS研究进路。这种做法的理由来源于它们所暗含的STS视野，而非来源于方法本身。换句话说，这些进路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当它们试图为我们提供某些关于科学技术的新东西时，或者更尖锐地说，当它们试图把自己规定为是探究科学与技术的惟一的方式时，问题就出现了。承认这些方法不应该支配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它们提出的问题。这些方法之所以能够吸引支持者，是因为它们提出的分析性问题很重要。例如，一旦你否认新写作方法是谈论STS的得当的方法，那么反思性问题就不可能消失。如果不想被卷入反思性的旋涡当中，那么你就必须持有某种原则性很强的理由——类似于科林斯和耶利［1992a］提供的理由，以便解释为什么某个人在某一点上是反思性的，而在其他地方却不是。换句话说，科林斯和耶利为了防止相对主义的倒退(relativist regress)而确立的标准，是试图理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领域的恰当标准：关于科学与技术，反思性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标准的应用是对问题的惟一回应，或者说是最好的回应。
跨学科的STS
如果分析方法并非是研究STS的可接受的方法，如果着眼于论题的方法——尽管它很有影响——很少得到明确的支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具有跨学科研究特色的综合方法进行考察。要记住，综合方法的关键特征是这样一种观念：研究主题的一个或几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决定了适合于解释的资源类型。因此，综合方法不能简单地加以运用，对它们的辩护必须首先明确那种必定会导致方法论创新的论题的特征。
让我们先从独特性开始。在科学技术中，是什么东西对不连续的、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模式提出了要求?但是，对于那些赞同STS的跨学科研究的人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科学技术论”这个名称的潜在假设是，人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是一个由知识、技能、实践或构成研究对象的东西所组成的非连续的事物。但是这样的观点明显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专业化和历史偶然性的问题破坏了这种主张。如果你采用作为先验方法的对立面的经验方法来研究科学技术，那么很明显，例如说，在等离子物理学与传统的生物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可言。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抽象概念毫无用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个包含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所有研究方式的标题，那么你就会迷惑，为什么诸如医学这样的领域总是被排除在STS的学术研究之外呢?但是与其他的反对意见相比，这些意见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把STS连成一体的主线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必须在情境中进行。因此，把科学技术理解为缺乏历史根基的抽象范畴，这显然是与情境化不相容的。但是，正如STS这个词汇的第二种说法［科学、技术与社会］所表明的那样，把目光转向科学技术在情境中的独特性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毫无帮助。情境主义的胜利已经把“科学技术”的边界进一步拓展到了社会历史的情境。因此，这些努力已经成功地打破了那种曾经把科学技术的研究置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地带的传统樊篱；它们同时也表明，把科学技术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对于理解传统学科的许多论题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你必须认为，巩固这些成果的努力是通过下述做法来实现的，即把STS独立出来，把它看做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独立的学科。事实上，情境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芒福德和当代最重要的情境主义者之一拉图尔已经认识到，这一进路所带来的并非是一种新的专业，而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它将弥合阻隔在STS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
这就是说，我们还须注意到，当前的综合努力［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其方法论基础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人主张，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与其情境缠绕在一起，不可分离。诸范畴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性质上的差别，因此，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对象、科学与技术、自然与社会之间这样一种传统的区分已不再有效，因为社会因素贯穿于技术的始终，二者密不可分。皮克林［1990］争辩道，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一体性跨越了当下所有的学科界限，因此，如果人们运用既有的学科概念和范畴，就有可能对科学产生严重的曲解。所以，当皮克林还在期待一种非学科性语言的杂码(Godot)时，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发明了一套全新的、既有英语版的也有法语版的行话，以避开那些带有学科含义和／或还原论含义的讨厌的语汇。(3)
如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休斯［1983］的多学科取向之间作一下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进路——它预设：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只能通过某种拒斥传统范畴的语言来进行——的缺陷所在。休斯明确区分了各种事物［例如，银行、工厂、政党、有生命的对象和无生命的对象］，然后试图指出，这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不同事物是如何被改造、被结合在一张无缝之网中的。金格拉斯［出版中］把它比做做蛋糕：厨师首先准备各种不同的原料［鸡蛋、面粉和水等等］，然后以恰当的比例和方法把它们调和在一起，从而做出了一个质地均质的蛋糕。因此，在休斯等人看来，之所以难以区分技术和社会，纯而，如果你所关注的是体系的建构过程，那么这些区分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寻求新词汇背后的逻辑。从学科性概念往往被用于学科性的宏大叙事这一事实，并不能简单地推导出这些概念必然要求学科性的宏大叙事。(4)这种观点假设，传统的范畴总是要被具体化的，学者们总是会忘掉这些范畴无非是分析性的习俗，没有也不能把握住现象的总体性。
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如果为独特性做出辩护的案例尚未出现，如果发展一种非学科性语言的尝试走错了方向，那么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案例。STS要想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也许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寻找到在STS与各种成功的跨学科研究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鲍尔［1990］就采纳了这种方法，并得出如下结论：STS并不具有跨学科的特性。然而，他在看待成功的跨学科的成就［例如出现于既有学科的边界之间的新学科，如生物化学］时，却忽视了跨学科的谋划，正是这种谋划把来自不同学科的概念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例如，女性研究中的女权主义知识论的进路］。
女权主义知识论之所以具有连贯性，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关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特性何在?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全世界女性的从属地位以及建构和维持这种地位的机制中找到。STS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独特性何在?(5)传统学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把自然和社会分离开来，而STS新近的大多数研究进路都对这个问题的合法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些研究进路主张，科学技术仅仅具有表面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的文化形式；如果我们的研究足够仔细的话，那么它们可以被还原为政治、利益、职业策略和坐标上的区域等等。
从方法论上看，新近的研究进路受到两个问题的困扰。第一，它们用一种分离取代另一种分离。实证主义者认为，对于理解自然和社会来说，以自然为基础的单一的方法［科学方法］是最恰当不过的；而最近的理论家们则主张，以社会为基础的单一的方法［社会建构论］可以同时解释自然界和社会。这与女权主义的主张在概念上是对等的：正因为你反对某种性别视角［以男性为中心］，因此可以用另一种性别视角［以女性为中心］来取代它。(6)第二，正如艾希勒［1986］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替代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方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与最终目标——确立一种非性别的范式——混为一谈。同样，用一种分离方式来代替另一种分离方式，也不应该与最终目标——发展出一种真正能整合自然与社会的视角——混为一谈。休斯和拉图尔勾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以反对自然和社会的分离。休斯像美国最高法院那样，把一体化看做是结束种族隔离的方法。他认为，就接送的方法而言，自然［黑人］与社会［白人］的分离是合法的，有助于把他们运送到一个整体化的学校中来。另一方面，拉图尔用一种类似于奥威尔的口气强调，取缔任何一种基于肤色的非法区分，以达到反对隔离的目的。
如果当下大多数的研究进路都回避了文化的独特性问题，那么何种补救方法才是切实可行的呢?女权主义知识论再次提供了有益的暗示：关注社会地位问题。科学技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统治地位以及建构和维持这种地位的机制。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人们都会认为，科学制造了“客观的”知识；与其他知识形式相比，这一特征赋予科学知识以更强的合法性要求。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连贯性，使得人们可以把它从一种文化输送到另一种事实上未受科学影响的文化中。天主教进入墨西哥致使当地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与天主教信仰和实践之间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融合，与此不同，科学进入墨西哥所带来的科学信念和实践与英国和美国的科学信念和实践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权威的关注，也把STS的两条线索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结合在了一起。然而，这种趋势——坎贝尔［1988］提倡对信念体系做比较研究就是一个例证——将超越人们通常所理解的STS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