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技术职业的工程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34页（6267字）

正如克里斯·史密斯［1991］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10年中，“人们对技术劳动的兴趣空前高涨”［第452页］。对作为一种技术职业的工程的研究，从总体上关注的是把工程师塑造成工人的过程，以及对他们进行定位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彼得·惠利［1991］以及彼得·迈克辛斯和克里斯·史密斯［1991］的精彩评论发现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和研究路线。一个重要的视角转换是从关注作为专业人员的工程师，到对工业组织中的工程师的阶级特征和内涵进行分析。正如惠利［1991，第193页］所指出的那样，第一个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巨大的英美传统和韦伯传统”，第二个趋势是“欧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近来最重要的趋势则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论述的激增，其中最有前景的成果之一是跨国比较。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研究者们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工程师的地位是自主的或自由的，这类似于法律、神学和医学的专业人员。他们试图回答下述功能主义的问题：在那些活动于组织中的专业人员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工程师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职业［即组织性职业］时，其后果是颠覆了对这种职业的功能主义研究［对美国的专业活动的详细论述，参见唐尼等人，1989］。然而，正如惠利［1991］详尽讨论的那样，当时新的职业社会学也得到了发展，其目标是解释他们的自主性和优越的阶级地位。这一视角援引了韦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可市场化的技能。因此，它认为，作为一种职业，专业人员所拥有的稀缺而重要的知识使得他们能够为自己攫取权力，建立职业壁垒，并获得自主性和较高的阶级地位。

在职业社会学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得到了发展，其对工程师的讨论完全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把工程师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白领，有较高的收入，而且类似于管理人员。法国社会学家——最引人注目的是瑟奇·马利特［1975］——发展的一条思路认为，技术工人是“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采取激进行动的潜力。然而，这种技术工人的快速增长驳斥了相关的“无产阶级化论题”［布雷弗曼，1974］，这个论题主张，白领工人正在“被剥夺技能”，他们可能被迫要与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融为一体［惠利，1991，第196页］。马克思主义分析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概念问题是，如何解释日益壮大的劳动无产阶级。

因此，在如何解释作为技术工人的工程师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中产阶级品格这个问题上，韦伯学派和马克思学派的论述相遇了。一项对三个工业化国家的工程师的大规模比较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工程师的阶级性质的兴趣。这项研究是在艾伦·西尔韦的监督下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研究生完成的：彼得·惠利［1984，1986，1987，1991］研究的是英国，罗伯特·祖斯曼［1984，1985］研究的是美国，斯蒂芬·科劳福德［1989，1991］研究的是法国。这项研究的最初目标是，评价以知识工业为基础的国际后工业经济转向的意义。然而，在比较工程师在技术比较落后的工业公司和高科技、知识型公司中的职业和地位之后，每项研究实际上都否认了后工业主义问题，因为发现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相反，这些案例研究收集了关于不同国家的工程师的各种阶级经验的资料，从而强调了国家传统的差异，并把跨国比较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研究认为，跨国比较是表述和评价研究工程师的阶级特征的替代性方法。

探讨工程师在不同国家的经历，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不同国家的研究模式——对作为技术职业的工程的研究。关于专业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大量的研究已经在美国展开了。在美国，“专业人员”与职业分化一样被深深地制度化了［惠利，1991，第202页］。也就是说，在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结构张力中，工程师很明显站在管理人员一边。瓦格纳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Wagner and Taft-Hartley acts)使工程师可以免受劳资谈判法律的约束。因为他们接受了大学训练并获得了学历证书，所以他们是公司内的技术专家。美国的工程师还组成专业协会，虽然下面一点很重要，即这些协会并没有从自己对专业利益的定义中排除公司的利益。

比如，埃德温·莱顿［1986］在其再版的《工程师的反抗》中追踪了20世纪早期具有企业倾向的保守精英分子是如何压倒具有专业倾向的精英分子的，后者试图把工程确定为一种自主职业。这一研究把专业协会当成是追踪美国工程师的政治取向和工程职业之发展的有利场所［比如，唐尼等人，1989，第207～208页；麦克马洪；1984；雷诺兹1983；辛克莱，1986］。美国的工程教育史还关注美国工程师的职业发展［贝齐拉，1981；戈登，1982；麦克马思，1985；奥克斯，1992；怀尔兹和林德格伦，1985］。对管理人员特别是“组织文化”的研究路线，倾向于关注工程师的个人职业倾向与雇员的组织倾向之间的张力［贝林，1980、1985；贝林和林奇，1983；孔达，1992；拉埃林，1986］。关于工程伦理的大量哲学文献试图列举出指导工程师——其地位是组织中的专业人员——的伦理原则［比如，鲍姆，1980；鲍姆和弗洛雷斯，1980；戴维斯，1991；唐尼等人，1989，第202～203页；弗洛雷斯，1989；约翰逊，1989；莱顿，1985；马丁和欣兹恩格尔，1989；肖布和帕夫洛维茨，1983；昂格尔，1982、1989］。最后，军事在塑造美国工业中的作用以及后冷战剧变的当代意义值得人们多加注意［比如，马库森和尤德肯，1992］。

然而，人们对阶级的兴趣高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劳动和资本处于结构对立中。大卫·诺布尔［1977，1979，1984］详细讨论了美国工程师成为资本的驯良仆人的历史，而唐纳德·斯塔比尔［1984］则考察了20世纪早期的机械工程师和工业工程师的经历，并认为工程师处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处境中。罗伯特·祖斯曼［1984，1985］以韦伯的方式指出，通过考察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轨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职业身份。也就是说，工程师的职业经历、他们的核心家庭生活以及他们与工人的邻里关系所导致的共同后果是“劳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提出了挑战。

最后，在关于美国工程师的有趣研究中，彼得·迈克辛斯完全支持从职业到阶级的转向。在与詹姆斯·沃森的合作中，迈克辛斯认为，工程师很少关注职业自主性，他们更多地关注工作的技术内涵。他的结论是，研究者“需要转移研究的焦点，要从职业自主性之类的问题转向工程职业本身的性质上来”［迈克辛斯和沃森，1989；沃森和迈克辛斯，1991，第165页；也可参见迈克辛斯，1982］。迈克辛斯［1986，1988］通过详尽的案例研究重新思考了工程师的反抗，从而解释了美国工程师协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兴衰，它是精英改革者与普通工程师之间结盟的产物，这个联盟因为阶级的原因而瓦解了［关于研究普通工程师的另一个呼声，参见辛克莱，1986］。最后，在最近与克里斯·史密斯［迈克辛斯和史密斯，1991，出版中；史密斯和迈克辛斯，1992］的合作中，迈克辛斯以比较的方式详细讨论了美国工程的阶级特征。

在英国，工程师对自己的定位是高级技术工，而不是自主的管理人员。英国的公司很少关注职业证书；国家在工程教育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工程师选择的是协会而不是职业组织。工程职业的成功更多地依赖技术能力，而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教育，它们所确立的体系现在正受到扩张性的高科技产业的威胁。然而，尽管工程师的地位相对较低［关于英国工程师的地位的历史，参见布坎南，1983］，但是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并在不同的时间关注职业地位的可能性和含混不清之处。

关于英国工程师的许多研究已经并且正在介入职业化的问题。比如，历史学家布坎南考察了英国的工程职业史，并研究了那些试图获取绅士地位的早期民间工程师［1983］、制度发展［1985a］、科学工程的发展［1985b］、工程师在殖民帝国中的作用［1986］、工程师与政府［1988］以及最近的总体史［1989］。里德［1987］和朱蒂·斯林恩［1989］怀着同样的热情考察了职业制度史。社会学家伊恩·格洛弗和迈克尔·凯利［1987］论述了工程在“职业理想”的情境下作为“职业”是如何得到发展的。正如克里斯·史密斯［1991］总结的那样，这种规划是“英国管理主义的鼓吹者”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把工程师重新置于制造业的中心来复兴英国的经济。这一运动试图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实践”，并按照德国的路线来改造英国的管理阶层，其中包括授予工程师以权力［蔡尔德等人，1983；赫顿和劳伦斯，1981；K．麦考密克，1988］。

类似的研究论述了技术教育在雇主的轻视和国家的冷漠这样的背景下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比如，许多研究都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工程师的技能训练过于看重［阿尔斯特伦，1982；阿尔布，1980；巴尼特，1986；洛克，1984；维纳，1985］。有些研究则证明，对技能训练的强调很合理［比如，罗伯逊，1981］。科林·迪瓦尔［1990，1991］在最近的两项经验研究中指出，法人公司强烈影响着工程教育［它是精英进入工程职业的通道］的发展，也影响着工程科学和工程设计在课程中的动态平衡［也可参见，K．麦考密克，1989］。

在英国，对阶级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它的形成是因为韦伯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路线是相互冲突的。彼得·惠利站在韦伯一边做出了大量持久的研究工作，其建构论取向把自己与近来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联系了起来，这些研究也使得他成为跨国比较方法的坚定倡导者。他最初的号召是，我们需要把工程师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看做是其阶级地位的关键动因和成分［惠利，1984；惠利和科劳福德，1984］。后来，在一篇篇幅更长的论文中，惠利［1986］坚持认为，英国的工程师是更普遍、更“可信的跨国工人阶级”。他接着说，职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惠利，1987，第3页］，认为跨国比较是识别实践性区分的必要策略——每一个传统都会设计出这样的区分，以便在可信的工人周围或中间划定边界，比如在工作与职业、劳动与职员以及特例与常规之间划定边界。惠利的建构论方法还主张把对技术工人的分析拓展到政治领域，因为我们绝不能把既定的边界看做是“技术上的必然”，而应看做是“政治的产物”［惠利，1991，第210页］。

克里斯·史密斯［1991，第457页］则站在马克思一边提出了批判，这很容易对肤浅的标签或属性做出检验。他认为，从市场的角度分析阶级是“有条件的”描述，这种描述遗漏了“职员与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冲突”。在一篇以英国航空的田野研究为基础的论文中，史密斯［1987］认为，国与国之间阶级身份的不同的“政治表达”并不意味着阶级没有“普遍的声音”［也可参见迈克辛斯和史密斯，1991，出版中］。

法国和德国已经发展出高度分化的技术工人体系，这些体系通过在教育制度的分层和雇主的分层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再度提出了阶级问题。同时，这些国家传统所产生的官僚组织的多样性，把人们对阶级构成的思考拓展到了劳动市场和劳动／资本的对立之外。这两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法国的工程师总是赋予从第一原理演绎出各种分析的理论工作以最高的价值，而德国的工程师则通过整合和评估与工程科学并行不悖的实践性训练和实践知识，对法国模式做出修正。

关于法国工程的许多研究考察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演化和组织结构。特里·希恩［1980a、1980b、1980c、1984；希恩和保罗，1981－1982］详细分析了法国工程共同体的等级结构，并强调了高级机构的科学实践，特别是埃科尔综合技术研究所。约翰·哈贝尔·外斯［1982］论述了19世纪次级机构——埃科尔工艺制造中心——的学生的阶级起源［克拉纳克斯，1989，第9～10页］。查尔斯·戴［1978，1987］的注意力是上述两个层次的下层，他考察了埃科尔工艺技术的发展。最后，在一项关于法国和美国的工程实践的比较研究中，埃达·克拉纳克斯［1989］指出了高层的科学取向是如何塑造所有这三者之间的互动的。

与教育等级制度的职业相对等的是合法的骨干等级制度，骨干这个社会范畴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其含义是要突出技术管理者这个等级。与美国和英国不同，法国工程机构的毕业生一般希望谋取管理职位，他们甚至十分重视自己在抽象的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训练，这主要是为了获得管理职位。吕克·博尔坦斯基［1987］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视角来解释这一新范畴的发展，并试图表明各个阶级赋予此范畴的意义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迁，因此对它的任何一种界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第181页］。塞西尔·史密斯［1990，第659页］论证了公共工程和规划作为工程精英分子所从事的具有最高声望的职业，从18世纪到20世纪一直保持着“连续性”。最后，斯蒂芬·科劳福德［1989，1991］讨论了当代低科技含量和高科技含量的公司中的工程师，并认为在塑造工程师的阶级经历中，骨干体系比“工业主义逻辑”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科劳福德，1991，第190页］。

对德国工程师的研究追溯了教育制度网络的确立和发展与德国工业结构之间的联系。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1978］描述了一位德国学术精英在19世纪是如何巩固自身的，虽然技术科学的发展方式就像在法国那样没有被理解成应用科学。克斯·吉斯佩恩［1988，1990］在德国工程师的长期历史中，追溯了学术工作者与工业雇主之间的阶级张力。

关于其他国家的工程研究包括：日本工程的研究见厄尔·金莫特［1986］，熊泽和山田［1989］，以及凯文·麦考密克［1992］；荷兰工程的研究见科恩里斯·迪斯科［1990］；瑞典工程的研究见罗尔夫·托斯腾达尔［1982a，1982b，1985］和博埃尔·伯纳［1992］；苏联工程的研究见肯德尔·拜莱斯［1978］；意大利工程的研究见安娜·瓜尼尼［1988］、安娜·巴罗齐和维特多利亚·托斯基［1989］；挪威工程的研究见克努特·索伦森和圣安尼—约鲁恩·伯格［1987］以及卡罗尔·海默［1984］；波兰工程的研究见M．D．肯尼迪［1987］；加拿大工程的研究见罗德尼·米勒德［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