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对理解和完善智能机器的贡献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23页（2599字）

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介入体现在露西·萨奇曼的《计划与情境中的行动》［1987］。这本书主要批判了心理学家提出的人类行动模型，此种模型认为人类行为受计划的支配。萨奇曼指出，计划只能回溯性地添加于行动之上，而真实的行动者则要对情境的细节做出反应。真实的情境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无法囊括在预先提出的计划中。对此，萨奇曼从人与非常简单的“计算机”［交互影印机］之间互动的失败中找到了例证。影印机指令的基础假设与新的使用者的行动并不吻合；她录下了一些着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在使用影印机时手忙脚乱的沮丧场面，这种场面赋予了萨奇曼的研究以一种震撼效果。

当然，萨奇曼的主张——对行动的前瞻性描述和回溯性描述之间存在差别——也能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找到。但萨奇曼确实是独立提出自己的思想的，她以人类学为基础，并通过不同的隐喻来表述这些思想。然而，把她放在这里来讨论是很合适的，因为她对计划的总体论述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讨论正相合拍。

萨奇曼及其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合作者对通过人机互动来提高机器性能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除非这些互动能让计算机科学家从某种简单化的模型中醒悟过来。然而，众多计算机科学家已经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运用她的视角了。情况似乎是，只要社会科学家从这条思路出发，说“你的计算机无法模拟人类行动，因为人类行动是情境化的”，那么就会有人立即尝试建造“情境化的推理机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这些尝试往往没能把握批判的要旨所在［什么是科学进步是不可评价的，对此要有某种清醒的意识］，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它的确推动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利·施塔尔［1989b，也可参见1989a，1991a］在与计算机科学家的合作研究中发现，社会学隐喻正在被全盘接受。采用隐喻可以使问题的棘手部分被忽略过去，而术语体系则让人觉得，社会生活正在被包含在程序当中。施塔尔所看到的似乎正是德鲁·麦克德莫特(Drew McDermott)［1981］所说的“如愿记忆术”(wishful mnemonics)的社会学等价物。麦克德莫特对计算机科学家使用心理学词汇［比如学习和理解］的倾向充满疑虑，似乎可以把这些词汇从人那里原原本本地搬入计算机——似乎可以通过指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今，一些成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都用类似的方式使用共同体、网络和情境化这些词汇。⁽²⁾

奈杰尔·吉尔伯特描述了那些模拟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工作，它们试图运用网络化的程序来模拟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吉尔伯特和伍弗特，出版中］。这项工作似乎向如愿记忆术的运用敞开了大门。在这些程序中，计算机所代表的“个体”似乎与社会成员不怎么相像；它们更像是经济学家和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所使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物。⁽³⁾

萨奇曼及其工作小组研究了人类在微观［“白板”的使用］和宏观［在飞机场］层面上的互动方式。埃德·哈钦斯［1989］在圣地亚哥对那种似乎具有人机互动性质的船只导航系统做了细致的互动性研究。也许，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引申出能对互动工作起辅助作用的新设备，当然，路线可能不那么直接。

在会话分析(CA)与计算机设计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含混性。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至少有权把这些会话分析置于我们的标题之下，因为话语分析也有所贡献，因为共同体之间的社会计量学(sociometric)联系不断增强。⁽⁴⁾我们还可以说，会话研究与人工智能有关，因为“图灵测验”——测验计算机用书写语言进行交谈的能力——被广泛地看成是对计算机“思维”的测验［图灵，1950］。

会话分析承诺，它将给出某些可以普遍化的会话规则，但这些规则能否被编入计算机还有待澄清。⁽⁵⁾也许，会话分析所表明的无非是模拟人类互动的一种无望，而不是为计算机科学面临的问题提供切实的答案。

吉尔伯特及其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的工作小组有意识地把会话分析／话语的思想应用于计算机，在这一点上可能无人能出其右。在英国，吉尔伯特，这位曾经的科学社会学家，是计算机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主要桥梁。⁽⁶⁾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吉尔伯特和伍弗特建议把会话分析技术用于人机互动的发展，并且吉尔伯特和卢夫还就类似的主题合编了一本书［巴顿、卢夫、吉尔伯特和弗罗利希，1990］。

吉尔伯特对自然语言界面的兴趣与模拟智能关系不大，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使机器更实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60年代的程序ELIZA或者威诺格拉德的SHRDLU对于会话者来说也许是错误的，而且它们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运用语言的［魏岑鲍姆，1976；威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1987］。就人工智能的问题而言，编写一个可行的程序与编写一个经严格检验无法与人的使用方式区分开来的语言使用程序，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虽然计算机拼写检查器所做的工作初看起来似乎与人没什么两样，但是通过细致的考察还是能看出，它们不仅在工作方式上截然不同，而且在确定何谓错误时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⁷⁾

剑桥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也使用了会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他们中有鲍勃·安德森、克里斯蒂安·奚斯、格雷厄姆·巴顿和韦斯·沙罗克。从他们有关空中交通控制、伦敦的地铁和各类人机互动的研究［兰开斯特的一个小组也参与了这项研究］中，人们很容易识别出这些工作与他们转入计算机之前的工作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依然不清楚，这些工作是为了促进人机交流——吉尔伯特相信这一点，抑或是为了使那些野心勃勃的计算机设计人员醒悟过来。无论怎样，如果那些细致地考察人类会话细节的人不提供讯息，那么有关人机互动的研究就不可能正确地进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