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修辞学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50页（2147字）

也许我应该早点起床。我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糟糕的早晨!科学修辞学这个术语太过含混，我真想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于是，我从兰迪·哈里斯［1991］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着手，它的标题就是科学修辞学。接着，我猎取到一批参考文献。哈里斯花了大量的精力对不同的进路进行归类，这很像是一篇修辞学的论文，但是比修辞学论文有趣多了。但糟糕的是，他列举的那些参考书目差点使我退回到观察沙鼠的工作中去。大部分参考文献都来自那些参与北美大学的交流项目或论文项目的人。有不少都是一些泛泛的理论表述，比如“作为知识的修辞学”之类的［R．L．斯科特，1976；韦默，1977］，对此我匆匆掠过。有些研究认为修辞学意味着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有的认为修辞学只意味着论证。讨论科学家风格的书籍几乎充斥了整个书架［C．L．巴伯，1962；戈普尼克，1972；赫德尔斯顿，1971］。但是，它们似乎对科学家做什么不感兴趣；只摆弄一些动词的类型或语句，以显示对文学作业的精通。所以，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些与科学工作更密切相关的东西。

不少人发现，科学家经常使用隐喻或其他言说形式［D．麦克洛斯基，1985］，发现古典修辞学的框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科学家所使用。修辞学研究的出发点似乎只是断定科学修辞学的思想是多么激动人心，并假定读者都会认为科学是非修辞、非文学性的［J．A．坎贝尔，1987；格罗斯，1990；哈洛伦，1986；迈尔斯，1985］。这些着作所挑选的权威人士大多是牛顿、达尔文或者爱因斯坦，而不是我了解并喜爱的那类心理学家和动物学家。我发现了《言说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它似乎经常刊登科学修辞学的文章，而且我还找到了约翰·莱恩和亨利·豪［1986］讨论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的文章。但是，莱恩和豪几乎没有涉及任何文本，他们所提供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解释。更糟的是，在他们的论述中修辞学是与科学真理相对立的——真才实学的人是无须修辞学的。喔，是吗……

后来，为了寻找某种矫正方法，我从第4层中找到了一期《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杂志，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修辞学的［巴泽尔曼，1989；法恩斯托克，1989；C．米勒，1989；沃尔德，1989；沃尔伽，1989b］。这些文章关注的是有关特定问题的、广泛的争论。珍妮·法恩斯托克探讨了关于人类首次穿过白令海峡进入新世界的时间的争论，她对修辞学进路的定义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个定义强调了论证的形式和文本的细节：

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文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论证策略和论题得到了运用，各种主张是如何作为一组有序的效果来安排的。它们事实上是如何表达的：它们精确的措词，限制性条件［或限制性条件的缺失］，它们的迂回性，图表的使用［比喻和图解］。修辞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解释文本的特征，并认为它们是论证者对特定情境之局限性所作的建设性的反应。

这似乎是一个夸张的界定!我找到了一个例子，并且发现了它所谓的copia，即“列举或列表的技术，这项技术构建了能够代表大量事物的序列，对于作者或言说者而言，这些事物的数目太多，根本无法逐一说明”［法恩斯托克，1989，第37页］。对于一段争论文字——它开列了一张冗长的地点表作为论证的一部分，法恩斯托克给出的就是这类注释。

在这个序列中，前3个条目更全面些，不仅说明了位置，而且详细规定了建构物。自此之后，位置仅仅得到了命名。由此带来的印象是速度越来越快，似乎论证者可以从大型仓库中迅速地获取例证。速度带来了这样的印象，要是他或听众有时间的话，作者还能够命名更多的位置。这恰恰是copia所要造成的印象。［法恩斯托克，1989，第38页］

最初，我认为这无非是古典词汇的一种简单的运用而已——给出一些现代的例子［沃尔伽〈1989b〉可能认为，法恩斯托克对copia例证的列举和列表本身就是copia的一个例证］。但是，法恩斯托克走得更远，她比较了专业出版物和大众出版物，把策略的选择与关于特殊争论的动力学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最后觉得有点迷茫了，这一体系的地位应该是什么呢?在物理人类学家［或经济学家等等］工作中所体现的copia意味着什么呢?当然，这不是说这些科学家必须像莎士比亚或密尔顿那样接受古典修辞学的训练。在古典的观念中，说服方法所确立的究竟是普遍的原则，抑或是某种特定的文化路线呢?或者可以这样说，说服工作仅仅表明，关于这种给定的包含列表、术语和广义特征的悠久传统，任何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无论如何都是能够认同的。对法恩斯托克来说，“修辞学”为说服提供了术语以及对复杂的数据做出比较的途径。但是，当我走出图书馆大门走向车站时，我似乎听到有人在说：“那又如何呢?”然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