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造地球卫星到越战：20世纪60年代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6页（3242字）

斯布特尼克(Sputnik)，即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为科技政策领域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政府与大学的联盟也呈现出新的气象［格林伯格，1967］。虽然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一轮动员先后出现在许多国家，但是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的研发预算平均每年增长15%，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这些经费大部分用于军事和空间项目，这两种项目在这10年间主导了美国的研发结构。然而，这次增长并没有改变联邦政府支助科学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涉及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劳动分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都采纳了这个分工模型。这个模型赋予了研究共同体以设定基础研究的内部目标以及通过同行评审程序实现质量控制的特权，而任务取向背后的标准则由应用型资助机构来设定。

OECD的第一份报告《科学与政府政策》［所谓的Piagnol报告，1963年］，不仅明确区分了“服务于科学的政策”与“服务于政策的科学”，而且阐发了计算资金流入各类活动的流量范畴。后来在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i)举行的OECD讨论会上，这些范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或者简单的开发［一起缩写为研发］——得到了详细说明并进入了研发统计学的方法论。这份报告也为成员国在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和建立政府的科学智囊团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可行的建议。最重要的也许是，这份文件把一种政治抱负或见解变成了战略性的政策信条，也就是如下思想：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科学与高等教育应该被看做是与劳动力和资本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该报告认为：“教育和研究支出代表着对经济增长的长远投资”［OECD，1963，第30页］。这种为了刺激增长［用GNP衡量］而支持科学的信条，可以被称为第一个OECD科学政策信条——OECD⁽¹⁾。

作为专家的科学家的角色还拓展到了诸多市民政治领域和公共决策领域当中［D．K．普赖斯，1967］。在美国，国会于1962年为科技部长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助手［戈尔登，1988］。同年，瑞典成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它能够直接进入总理办公室。加拿大设立了一个配备专业科研政策人员的科学委员会，它与政府近在咫尺［1992年被废除］。⁽²⁾

在6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还涌现出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科学政策研究单位；比如英国的SPRU和瑞典隆德的RPP［研究政策项目］成立于1966年。在东欧和苏联，类似的发展得到了“科学”运动的支持［戈尔德史密斯和迈凯，1963］。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德里克·德·索拉·普赖斯展开了有关科学家及其出版物数量呈指数增长的研究，并为以下论题提供了统计学框架：小科学转向大科学，以及爱好者和个体工匠式的科学转向以团队和项目资助为基础的、资本密集型的、受政治支配的研究［D．J．S．普赖斯，1963］。从国际上看，联合国内部也采取了多项积极的行动。⁽³⁾

与这些发展同步的是，专注于科学政策和研发管理的专业期刊开始出现［《密涅瓦》(Minerva)、《研究政策》、《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技术评论》］，《科学》杂志在1961年开辟了一个特殊的新闻评论专栏，负责人是丹尼尔·格林伯格。关于科学优先权的讨论在《密涅瓦》的版面上开始公开，在这里有杰出的行政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哲学家撰写的文章。在所谓的“密涅瓦”论战中，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做出选择，如何让科学院外游说人员最恰当地代表自己的领域对政府施加压力［希尔斯，1968a］。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把研究投资作为一种保险政策引入进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确保一组普遍标准［运用这些标准可以制定政策从而选择与社会相关的研究领域］，而且是为了确保一个国家基本的技术发展资金［温伯格，1967］。

温伯格的科学选择标准阐明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对应于外在主义考虑，即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价值以及对相邻科学领域的潜在影响。另一组原则是内在主义的，比如：某个特定的论题适于探索吗?这个主题是原创性的，还是重复性劳动呢?这个问题对于研究领域的发展是有益的吗?这为研究委员会最终纳入更复杂的指导方针的标准提供了检验。

注意一下这样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在面临适当性和责任的巨大的外部压力时，这些标准会发生知识上的转变，对社会实用性的外在评论被推到了前台，而基于内部标准［同行评议］的专家评估则有可能隐入台后［D．K．普赖斯，1979；埃尔津加，1985］。

官僚文化对投资科学将直接带来经济增长的怀疑，是美国国防部于60年代中期设立隐性计划(Project Hindsight)的主要原因。这项研究由一系列的军事创新所构成，目的在于评价科学技术对它们的相对贡献。创新链的思想［它在科学政策中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得到了检验，而且人们试图把创新回溯到基础研究的根基上去［舍温和伊森松，1967］。

这些调查研究对企业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增强了他们的经济主义气质，并且巩固了他们的如下信念，即科学经费需要根据经济措辞而不是科学措辞来直接予以辩护。对科学的投资将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这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似乎可能的是——实际上相当普遍，没有科学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用市场推动力而不是科学推动力来解释创新似乎更中肯些。

学术政策文化的反击是通过所谓的追踪计划(Project TRACES)来进行的。隐性计划质疑了传统智慧——从贝尔纳到布什和布鲁克斯，此种智慧宣称慷慨投资基础研究是保持技术优势的先决条件。“追踪”计划从方法论上对隐性计划提出了批评，并试图提供支持科学－推动模型的证据，这样它就可以说明基础科学对工业创新的重要性了［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研究所(IITResearch Institute)，1968］。受国家科学基金会支助的这个项目所考察的不是一项成功创新的初始步骤而是所有步骤，它表明基础研究确实在几乎所有被调查的项目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调查研究，也试图表明基础科学是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活动［参见欧文和马丁，1984］。在这一点上，学术政策文化呈现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基础研究”范畴。20年之后变得昭然若揭的是，在外部适当性和责任的压力下，并出于与新技术的共生关系，这种建构源于内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之后，战略研究这个词开始作为更加精确［从政策视角看］的范畴来使用。

有关这些研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资助机构对创新链的看法有所不同。这场争论让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科学与政策的关系是通过资助结构和科学－产业－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在社会或制度层面上得到调整的；借助于这种关系有助于确定创新过程的结果，或者至少有助于确定这些结果的“应用”效率。这些研究的展开时期恰好是美国通过投资军事、核能、空间以及相关的大科学项目获得技术领先的时期。但是，1967年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开始停滞，并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期。尽管前面提及的政策研究和政策争论发挥着某种作用，但学术［和公民］政策文化与官僚－经济文化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张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此种紧张主要与越战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对科学技术的批评开始出现了，它不仅指向科学在越战中的作用，而且指向科学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其他负面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主要政策文化之间经历了相互质疑和冲突的时期，之后才会在70年代出现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