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外关系史辞典》第447页（1156字）

在指定通商地点或交通枢纽，根据国家法令，对进出口货物、旅客行李、货币、金银、证券和运输工具进行监督管理、征收关税、稽查走私的国家行政机关。

中国海关萌于南齐，自唐而降以至明代，均设市舶使于临海通商地点，管理通商与征税。清初严海禁，中断中外交流。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弛海禁，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征税，海关之名自此始。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又加强海禁，通商口岸限定广州1处。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口通商，遂设关征税。凡此所设之关称为“新关”或“洋关”，原有之海关称“旧关”、“钞关”或“常关”。

此后，每开一通商口岸，即增设一海关，遂成定制。自1854年(咸丰四年)设江海关始，相继设立粤海(广州)、闽海(福州)、潮海(汕头)、津海(天津)、镇江、九江、江汉(汉口)、厦门、浙海(宁波)、东海(烟台)、山海(营口)、琼海(琼州)、宜昌、芜湖、瓯海(温州)、北海、拱北(澳门)、九龙、蒙自、龙州(镇南)、重庆、亚东、沙市、苏州、杭州、思茅、三水、梧州、岳州、金陵(南京)、福海(三都澳)、腾越、秦皇岛、长沙、江门、胶海(胶州)、安东、奉天、大连、南宁、滨江(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瑷珲、珲春、龙井村等，终至清末海关总共40余处，及所辖分关、分卡，遍布沿海、沿江和陆路边境各地。

海关原由中国自主管理，进入近代，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侵华特权，逐步破坏和攘夺中国海关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领事先后取得代各国货商报关、代收税款及派人监视中国海关检验纳税税单的特权，并庇护外国商人公开走私、偷税漏税。

1853年，英、美、法侵略者乘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局势混乱之机，阻挠上海海关征税，并由3国各派1人组成税务司，于次年正式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于1858年签订《中英通商章程》，规定由英人“帮办税务”，中国海关大权从此旁落外邦。

1859年，清政府委任英人李泰国为中国总税务司，总理全国海关事务，李遂把税务司制度推行全国。1863年(同治二年)继以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直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去职。英人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大权，攫取了海关行政权、征税权、人事权及其他特权。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借口以海关担保外债，攫取了税收保管权和支配权。

外国侵略者凭借取得的海关权力，任意扩大海关管理范围，攫夺海关以外的特权，如港务管理、邮政、教育、商标登记等，直至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和进行特务活动。1906年，清政府曾设税务处，想借此收回部分海关权，实际有名无实。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关权才真正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