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17页（5275字）

(释文〕 为了探求战争的胜败，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拥有较锐利齐备的兵器?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以上分析比较，就可以判明战争双方谁胜谁负了。

校：通“较”，比较。计：指“主孰有道”以下七种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索：寻求、探讨。上：指国君、君主。

孰：谁，这里指哪一方。兵众：各种兵器；一说指三军将士。

〔例1〕 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生聚”，使越国逐渐富强起来，因而打算出兵攻打吴国，就问大夫文种：“我想讨伐吴国，可以吗?”文种回答说：“可以。大王若想知道我们是否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怎么不焚烧宫室，来试一试民众的情绪呢?”于是，勾践派人放火焚烧宫室，同时下命令说：“在救火中死亡的人，可以同与敌人战斗而死一样受赏；参加救火而幸免于死的人，可以同打败敌人一样受赏；不参加救火的人，就要同投降敌人一样治罪。

”因此，人们都用防火的东西涂在身上，或者披着湿透的衣服，奔赴火场，奋力扑火，总起来大约有6千人。勾践从这件事看出进攻吴国具有必胜的形势，因而大举出征，以重赏酷罚来鼓舞士气，很快就攻破了吴国。

〔例2〕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二月，梁将刘鄩在莘县(今山东莘县)战败，收集余众退保滑州(治所今河南滑县)。匡国节度使王耘此时率军屯河上，便秘密奏请梁帝发关西兵袭取晋阳，梁帝准奏。

于是，发河中、陕州、同华诸镇兵共三万多人，出阳地关(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突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城下，急攻晋阳。此时，晋阳守军无备，监军张承业面对梁兵大惧，急发诸司匠人和市人乘城守备。晋阳险情叠出，危在旦夕。此时，代北故将安金全闲居晋阳，见晋阳将破，便往见张承业说：“晋阳为国家根本之地，如果失陷，则大事去矣。我虽老弱多病，仍以家国为忧，请以库中兵杖相授，为公杀敌。”张承业非常高兴，随即授之以甲杖。

安金全召集子弟及故将家人，共得数百人，夜出北门，袭击梁兵于羊马城内。梁兵遭此突袭，稍向后退。此时，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知晋阳被围，立即派其牙将石君立率骑兵五百驰援。石君立朝发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夕至晋阳。梁兵扼守汾河桥，为石君立所破，直指城下，大呼道：“昭义大军来到了!”晋阳守军闻之大振，遂开城门，迎其入城。当天夜里，石君立、安金全等分兵出城袭击梁兵，杀伤梁兵无数。

第二天，梁将王耘得知晋援军已到，便引兵大掠而退。晋阳之围遂解。安金全、石君立于晋阳危难之际果断处置，使晋阳转危为安。

而晋王李存勗却以为策非已出，对石君立、安金全不予任何奖赏。

史称李存勗矜伐而有功者不赏，是其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的原因。

〔例3〕 后唐李存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八月，梁、唐对峙已到了白热化程度。

后梁帝朱瑱决意部署大军北进，企图收复沿河要地并进军河北。梁将段凝认为魏州(治所信都，即今河北冀县)正面河水泛滥，唐军无法由此南进，于是便率军五万人自高陵津渡河，剽掠澶州各县，进至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

唐帝李存瑱引兵屯朝城(治所在今山东莘县西南朝城镇)，段凝则挥师进至临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之南，与唐军相持。此时，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百余骑降唐，唐帝李存勗赐以锦袍玉带，并任其为南面诏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李存勗向其询问后梁情况，康延孝说：“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而考察其行事，最终必然灭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上暗懦，赵(严)张(汉杰)兄弟擅权，内结朋党，外纳货贿，做官之高下，唯视行贿之多少。

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无智无勇，自将兵以来，专事聚敛，以奉权贵。梁主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派近臣随军监视，进止可否，动为所制。”康延孝还就其所知，讲述了梁欲大举北进的计划。

并建议说：“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陛下宜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然后率精骑五千自郓州(治所昌须，即今山东东平县)直抵大梁(今河南开封，时为后梁国都)，擒其伪主朱瑱，旬月之间，天下即可大定。”李存勗听后十分高兴，遂起迂道灭梁之念。九月，传闻卢文进、王郁欲待草枯冰合引契丹兵入寇，梁人亦欲大举数道北进，李存勗初衷动摇，便召诸将会议。

宣徽使李绍宏认为，郓州孤远难守，不如拿此城与梁换取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和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并与其约和，以河为界，休兵息民，待财力稍集，再图后举。李存勗听后不悦，说：“如此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便令诸将退下，独召郭崇韬问计，郭崇韬说：“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志在雪国家之耻。今已正尊号(指称帝)，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何谈收复中原?臣担心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臣曾向康延孝细问河南之事，度已料敌，日夜思考，成败之机，决在今岁。

如今梁主把精兵悉数授予段凝，据我南界，又决河自固(指决黄河之水围郓州)，以为我短期内难以渡河，恃此不复为备。又使王彦章侵逼我郓州，希冀城内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

段凝本非将才，不能临机决断，不足畏惧。降者都说大梁空虚，陛下若留兵守魏州，固保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北古黄河南岸)，亲率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即今开封)；敌城中既空，必望风自溃，假若伪主朱瑱北面称降，诸将亦自然随降。

如果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尽，若陛下不能决断，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关键在陛下临机处断。

”李存勗终于采纳了郭崇韬和康延孝的作战方略，结果，一个月时间即攻占大梁，后梁遂灭。

〔例4〕 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八月，金将完颜昌与宗弼在淮东声言，秋高时节将南下攻宋。

南宋大将张浚为分挠敌势，召诸将商议出师北伐。

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曲端说：“平原广野，敌便于冲突，我军则未尝习战。且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厉兵秣马，固守疆土，十年后乃可议战。

”张浚颇有疑虑。后来又派张彬专程赴渭州(治所襄武县，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见曲端，说：“您时常忧虑诸路兵不得会合，以及辎重财物不足以供事。如今张公(指张浚)奉诏而来，兵合财备，金将洛索孤军深入我境，我合诸路大军，攻击金军没有什么困难。今失而不击，如果待后尼玛哈同洛索合兵而来，将如何处置呢?”曲端回答说：“不然。

按兵法宜先较彼己，必须先分析我不可胜与敌之可胜的条件。如今敌人可胜的根据亦只有洛索孤军深入一事；然而，敌兵技之习，战士之锐，分合之熟，无异前日。

我不可胜的根据也只有合五路之兵一事；然而，将帅移易，士不素练，将士未尝相识，所以迎敌之军亦未见有大异于前日。万一轻举，稍不如意，虽有智者，恐也无以善其后。”他还说：金军南侵，“因粮于我，去来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所以是我尝为客，彼尝为主”。所以，我应该“精练士卒，按兵据险，使我常有不可胜之势，然后徐出偏师，必有所获。”他又说：“现在敌人所占据的关中陆海之地，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则必取粮于河东，这样则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毙，我乘此发兵，可一举而灭。”这一富有战略远见的主张未被切实贯彻。

〔例5〕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攻占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后，欲发兵攻取镇江，因为担心诸将不能约束士兵，造成百姓祸害，于是召集诸将，列举他们平常骄纵军士的过失，准备以法处置，由于李善长说情，才予以赦免。然后，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领兵沿长江东下，并告诫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妄杀无辜。现在你们要体谅我的苦心，严管部下，攻克城镇后，不要焚掠杀戮。如果有人违犯，就要处以军法，你们纵容军士也定罚不赦。

”徐达攻克镇江后，号令严肃，城中安然。之后再攻金坮、丹阳，百姓争相开门拥纳。

〔例6〕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管辖宁波、绍兴、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三府军务的参将戚继光，痛感明军多市井之徒，有利则进，无利则退，狡惰成性，旧习难改，不堪训练的腐败之状，在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从义乌、永康等地招募了四千多名具有爱国思想的矿工和农民组成新军，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一是重新进行军队编组，以十二人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每总约八百人，总设把总，官设哨官，哨设哨长，队设队长。二是进行养兵保民教育，使每位士兵都懂得军队的职责在于保卫人民，维护治安，鼓励大家遵守军法，不扰害百姓，英勇杀敌。

三是让士兵反复演练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使每位士兵都学到符合实战的真武艺，丢掉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四是根据江浙的地理环境和倭寇侵扰的特点，创制了鸳鸯阵、两仪阵、三才阵和小三才阵等各种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易于变化的实用阵法。五是严格执行军纪，严禁砍伐树木、毁坏田地、烧毁房屋、奸淫掳掠和杀害战俘，做到赏不避仇，罚不避亲。为便于士兵熟记军纪，他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各种号令印发全军，亲自教授，并要求军官在事事处处身先士卒，发挥带头作用，与士兵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以求军队与老百姓相互体贴，万众一条心。

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一支进退有序，攻防兼备的劲旅，并在后来的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7〕 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鉴于自己刚刚即位，国家权力分散在宗室贵族手中，这些人有的玩忽职守，有的违法妄为，甚至有的还敢于向他进行挑战。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统一全国的号令，他制定公布了一些法律。他说：“国家立法，皇戚贵族均在约束之列，应该酌情处罚以示惩儆。凡是诸贝勒审理案件错判人死罪的，罚银六百两；错判人杖罪、赎罪及不奉谕旨私自派人与外国交易的，或者玩忽职守，或者擅取民间财物、马匹的，或者将本旗女子不经批准低价收纳在家的，一律罚银子二百两。”他还规定了对临阵败走的严厉处罚措施。

但诸王贝勒过惯了散漫的部落生活，而且握有很大的权力，常常藐视法制，任意妄为。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六月，皇太极借总结朝鲜战争经验教训之机，命司法部门对亲王以下，诸将以上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处理。经过刑部审议，认定自亲王代善以下六十四人犯有私携无甲之人冒名从军、纵容士兵抢掠、私娶降民妇女、不听从军令擅自行动、私匿缴获的战利品、战斗中畏缩不前致使士兵损伤等罪，并分别过失轻重，判处死刑二十四人，撤职十三人，鞭刑五人，罚银二十二人。

这些人中，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儿、驸马等皇亲国戚约占四分之一，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

因代善爵位最高，刑部给予革去亲王爵位，罚银一千两的严厉处分。其他如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篇古、和托等一班宗室勋戚也分别给予革除爵位、罚银等处分。

为笼络人心，使这些人为自己出力，皇太极又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给以从宽处理，原判死刑的二十四人赦免了十九人，处以罚银的也逐一减少了数目。代善等诸王贝勒也免去革去爵位的处分。

皇太极这一举措恩威并重，使诸王贝勒以及群臣莫不心悦诚服。

自此以后，无论平时还是战中，皇亲国戚、权臣勋贵均能严守法纪不敢有犯。

〔例8〕 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由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一、四、六三个纵队，组成第一兵团，经过整训和作好准备后，渡长江南进，到湖南、江西省机动作战，尔后跃进到闽浙赣边，开创解放区。为此，一、四、六纵队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进行休息整训，同时，积极作渡江准备。粟裕认真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对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作了反复考虑和认真研究，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考虑到，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关键是多打几个大歼灭战，大量歼灭敌人。

三个纵队渡过长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估计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四个主力军(师)不会调走，因为敌人要靠这些主力来支撑中原防线，护卫南京、武汉。我三个纵队在江南，因兵力不多，打大歼灭战是做不到的，且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敌人对我围追堵截，兵力补充和伤员安置都有困难，部队减员会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这三个纵队暂时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很多，而以渡江南征可能减员的代价，在江北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旅。粟裕权衡再三，毅然把自己的想法于4月18日报告给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要陈毅和粟裕一起到中央当面汇报。陈、粟迅即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尔后到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听了汇报，并进行了研究，批准了这一意见，作出了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