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401页（2278字）

(释文〕 作为一名将帅，应当进不贪求作战胜利的功名，退不回避违抗君命的罪责，只求使民众和士卒得有安全的保证，并且符合于国君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称得上国家最宝贵的人才。

唯人是保：以保卫民众和士卒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例1〕 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在一起打猎。魏惠王问：“大王有没有什么宝物啊?”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又问：“像寡人这样小的国家，还有能照亮车前车后到十二辆车那样远的夜明珠十颗。齐是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怎么可能没有宝物呢?”齐威王接着说：“寡人所珍爱的宝物，实在与大王不同。我有位大臣叫檀子，让他守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楚人就不敢入寇，泗上(泗水流域)十二诸侯都来朝贡；我有位大臣叫盼子，派他镇守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赵人就不敢东来捕鱼；我有位大臣叫黔夫，让他镇守徐州(今山东郯城西南)，燕人就到北门祭祀，赵人就去西门祭祀，恳求神明保佑不受攻击，搬家跟着他走的有7000多户；我有位大臣叫种首，派他防备盗贼，会做到道不拾遗。

所以光辉照耀千里，哪里只有十二辆车那样远呢?”魏惠王听了，自觉惭愧，不愉快地离开了。

〔例2〕 曹魏太和元年(227年)，魏新城太守孟达私下与蜀、吴两国联络，图谋反叛朝廷。

司马懿屯驻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得知这一情报，立即着手征讨。按照当时的法令，司马懿要发兵平叛，必先上报朝廷，待魏主批准后才能出兵。可是，从宛城上表朝廷，往返需用半个多月；从宛城到孟达的驻地上庸(今湖北竹山)，又要行军10多天。如果等朝廷下诏批准后再去平叛，那么，魏军只有在孟达起事后一个月，才能开到上庸。

魏军和孟达的部队在人数上是四比一，可是，魏军现有的粮秣只能供应一个月，而孟达的物资储备可以支持一年。司马懿鉴于这些具体问题，在没有得到朝廷诏令的情况下，就暗中率军疾速前进，每天要走平常两天的路程，只用8天时间就赶到上庸城下。孟达本来满以为有充足的时间备战，到这时不禁惊叹：“我举事仅8天时间，而魏兵就开抵城下，怎么这样神速啊!”上庸城由于准备不足，城防工事尚未坚固，加上孟达的部属出降，很快被魏军攻陷。司马懿仅用半个月的功夫，就扑灭了一场未及全面展开的叛乱活动。

〔例3〕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河西行猎，尚书古弼留守京城。拓跋焘命古弼选送一些肥壮的马匹作田猎之用，而古弼却不奉圣命，专门选一些瘦马送去。拓跋焘十分恼怒，说：“大胆的笔头奴，等我回京，一定先斩此奴。”消息传至京城，古弼的僚属无不惊恐，不知所措。

古弼坦然说道：“我身为朝厅大臣，阻止主上耽于游乐，其罪小；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如今柔然方强，刘宋未灭，我以肥壮马匹充作军用，弱马供主上游猎，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如因此而获罪，又有何妨。况且此事系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你们何必忧虑呢?”后来古弼的话传到拓跋焘那里，拓跋焘感慨说道：“这样的大臣才是国家之宝啊。”并赏赐古弼衣一领、马二匹、鹿十头。

后来拓跋焘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以北山中打猎，获麋鹿数千头，命古弼派五百辆车装运。诏使出发后，拓跋焘对左右的人说：“笔公(指古弼)是不会派车来的，你们还是用马运吧。”果然，古弼给拓跋焘送信说，时值秋收季节，时不待人，晚收一日，就有三倍之失，所以不可不速。

运麋鹿的事可以缓行。

拓跋焘赞叹说：“果如我言，笔公不愧社稷之臣。”

〔例4〕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南天国政权的建立者侬智高举兵反宋，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市)等10余州，继而困围广州，屡挫官军，声威日盛。

九月，枢密副使狄青奉旨率诸路大军南下讨伐。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狄青于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同诸部讨伐大军会师，继而向宾州挺进。狄青告诫诸将：“没有我的号令，不得妄动。”广西钤辖陈曙曾为侬智高所败，进至宾州后，陈曙求功雪耻心切，擅自率领步卒8000人，进攻侬智高，结果惨败昆仑关(在今广西南宁市东北昆仑山上)。

狄青获悉大怒，随即将陈曙及其部将30余人斩首，诸将愕然。狄青挥师疾趋昆仑关下，时值上元节，狄青为麻痹敌人，下令军中张灯结彩，大摆宴席。

第二天夜里，风雨交加，宋营中依然灯火辉煌，喧声阵阵，三鼓时分，狄青已率部轻取昆仑关。侬智高得知昆仑关已失，便倾营而出，迎战宋军。

狄青以张玉为先锋，贾逵将左军，孙节将右军，并重申：“不待令而举者斩!”右军出战，孙节死于山下。此时，待命的贾逵心想：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屡屡受挫于侬智高，如果再延时待命，必定为敌所迫击。

况且兵法有言，据高者胜。于是，便不等狄青命令，率部冲上了一个山头。

侬智高军蜂拥而来，贾逵率部俯冲而下，杀入敌阵。此时，张玉率军突出前阵，狄青亦率骑兵出敌阵之后。

侬智高腹背受敌，大败而溃。昆仑关大捷之后，贾逵便到狄青帐前请罪，狄青却非常高兴，拍着贾逵的肩膀说：“违令而胜，是随机应变的结果，何罪之有!”

〔例5〕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李文忠受命自北平(今北京市)会师攻庆阳。当部队行至太原时，恰逢元将脱列伯攻大同甚急，李文忠对诸将说：“我和诸公受命往攻庆阳，现在遇到职责以外的事，行之对国家有利，我们可以自主处理。现在大同被攻甚急，如果机械地等待朝廷下令后才决定进止，就要失去战机。

”众人都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不经请示朝廷，径向北出雁门关去救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