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yers，popular perceptions of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法律出版社《牛津美国法律百科辞典》第399页（7759字）

过去美国的律师是颇受尊敬的，尽管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从来赶不上医师和教士们。当然律师众所周知的角色就是刑事辩护，很多人因此从来就不认同这个专业，因为他们认为是律师把危险的犯罪分子放出了牢狱。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律师是值得信任的，律师专业也享有过很高的威望。在1830年，托克维尔写道，“当律师组成唯一的文明阶层而且他的人民信赖他们时，他们很自然地占据了大部分行政职位”。难以想象今天还能有人作出这样的评价了。在过去的25年内，公共舆论对于律师的评价急剧地转变为负面，今天美国律师不再受信任而是受到蔑视的。

这个结论的后面是有大量的调查数据支持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它每年收集公众对各种不同机构信任程度的数据。1973年，24%的公众承认律师事务所(law firm)的领导阶层，这一数字超过了对政府机构的评价。199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7%，远远低于其他的重要机构，包括遭受怀疑的华尔街、工会、大型公司的领导人或军队以及白宫、国会和记者，实际上7%这个数字是哈里斯开始这项调查30年以来最低的数字。

公众心目中律师地位下降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了公众对法律专业尊敬的下降呢?没有人知道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是存在几种可能性。也许其中每个因素都对这种下降有部分影响，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能就是绝大部分原因了。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律师的收入尤其是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急剧增加。在烟草诉讼(tobacco litigation)案件中，原告律师令人咂舌的律师费更加剧了这一现象。过去有关律师的收入是秘密的，但是现在媒体经常按时公布有关律师事务所的利润。很多人认为律师收费远远超过了其提供服务的价值，而且分配给律师的收入对经济是不利的。在这20年中，大型律师事务所为公共利益提供的免费服务不断地减少。对很多律师专业内外的人来讲，法律已经变成一个追求利润的生意，而不再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了。不用说，这种看法是无助于公众增加对律师行业的敬意的。

在这段时间内律师的数目也急速地增加，至少在公众的心目中诉讼的数量也同时急剧增加，在公众心目中大量的无意义的诉讼案也在增加(最经常引用的例子就是着名的麦当劳咖啡案)(参见Litigiousness)。

很多人认为，公众对法律专业尊重的下降起源于1973年的水门事件，在这一场丑闻中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律师。这一趋势在1995年对O．J．辛普森一案的公开审理后愈演愈烈，其中辩护律师琼尼-科克兰(Johnny Cochran)受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公众认为这类辩护是对正义的亵渎。饱和的媒体报道把这类着名庭审带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不负责的新闻分析又把它们过度地简化，把它们变成一种娱乐方式。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犯罪率、离婚和破产都有大量的增加，其结果就是更多的人在非常不愉快的情况下与律师联系，人们把犯罪浪潮的部分原因归于律师。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加强了对商业的管制迫使商业实体披露更多的信息，很多商人责怪律师对这种不受欢迎的发展负责。更多的人渐渐变得不信任任何机构和权力中心，律师协会当然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同一时期内大众传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台的脱口秀和互联网的留言板上充满了很多对社会各种因素的批评，律师自然也是受批判的对象。

在这段时间里诉讼的成本、延期和复杂性都在增加。人们认为律师的行为同以前相比不够道德，而且不够文明，并且取证的过程变得愈发昂贵、繁杂、令人不快。

公众对律师不尊重的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律师们越来越多的电视广告。看起来律师似乎在鼓动大家创造虚假的意外伤害案，逃避他们的债务，或者逃避酒后开车的处罚。这类电视广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发展到今天的上亿美元的生意。当电视广告上升的时候，公众对律师的尊重则急剧下降。

法律专业变成有组织和资金资助的公共关系运动的目标。大型企业攻击意外伤害案的律师，特别是对一些产品责任案中代表原告的律师。有些政府官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法律行业造成了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结果。

大众文化中律师的丑陋形象 公众对律师和法律专业负面的看法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所有人都听到过有关律师的笑话，很多笑话相当难听。不足为奇的是，在有关律师的笑话中不断将律师描述为是鲨鱼的食物或是路上被汽车撞死的动物。如今嘲笑某一民族、种族或妇女的行为已不再为社会所接受，但是嘲笑律师则根本不会有问题的。

大众文化媒体(特别是电影和书刊杂志)强烈一致地反映了律师们恶劣的公共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律师在电影里被描绘为正人君子。虽然并非个个律师都是技艺精良、受人喜爱的英雄，像在To Kill a Mockingbird中的Atticsu Finch，在Anatomy of a Murder中的Paul Biegler或是在Inherit the Wind中的Henry Drummond，但大体上都差不多。电视连续剧中的Perry Mason和Matlock每个星期都能从监狱里救出一个无辜的人，并在法庭上发现背后真正的凶手。在The Defender中两名正直无私的律师协助他们的当事人克服了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社会法律问题。在无数的小说中律师也得到正面的描绘，包括To Kill a Mockingbird、Peyton Place和By Love Possessed。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众文化中对律师的描述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电影中，绝大部分的律师是惹人讨厌、缺乏道德的无能鼠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头三个被认为是开辟出了新题材的电影——The Verdict……And Justice for All和Body Heat，其中The Verdict……中的原告律师Frank Galvin是一个失败的醉鬼，在陌生人葬礼上招揽生意，而且对马上就要开庭的案件一无所知；辩护律师Ed Concannon则挨个试着书中记载的每一条诡计，包括派性侦探去调查对方与向专业证人行贿令其不能出庭作证，等等。在And Justice for All中辛辣地挖苦了刑事法庭系统，几乎所有的律师和法官都是不诚实、冷漠无情、惹人讨厌的人，有些自己本身就是罪犯。在Body Heat中律师Ned Racine懒惰、贪婪、无能并轻易地为Matty Walker所诱惑并帮助她杀死了她的丈夫。

在这三部电影之后有无数个电影继续了这类题材。在The Firm中，一个受尊敬的税务律师事务所原来是由黑手党在背后操纵而且所有的合伙人都是凶恶的杀手。Liar Liar中的律师Flether Reede根本就是个变态，以至于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自己私生活中都无法说实话。他在作伪证的时候丝毫不考虑后果，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就是一帮骗子。The Devil’s Advocate对律师的妖魔化推到了它的逻辑极限，律师事务所的经理合伙人约翰·密尔顿其实就是一个妖魔。作为妖魔，它认为作一个华尔街的律师“拿到的是一个通向后台的最终通行证。它是一种最新的宗教巫师”。The Star Chamber中一群牢骚满腹的法官组成了一个复仇的民团组织去杀死那些在刑事审判系统中借助技术细节得以逃脱法网的罪犯。Philadelphia描述了律师事务所开除了一个染上了艾滋病的年轻律师并且企图撒谎掩盖这一事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在印刷品中近年来也可以看到大量涌现的关于律师的小说。领头人就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作者约翰·格瑞什玛(John Grisham)。在他大量的佳作中如The Rainmaker、The Firm、The Runaway Jury、The Brethren中，他几乎将所有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描绘成贪婪的、不诚实的恶棍。他书中的律师撒谎、欺诈、盗窃，往往还不受到惩罚。除了很少的例外，在他的书中可信之人是法学院学生、教授、提供免费服务的律师，或者是刚刚进入这一行业还没有被玷污的年轻律师。其他很多的作家都仿效格瑞什玛的样板来写些法律惊险小说，其中杀人凶手往往就是律师自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是恶棍。斯格特·特若(Scott Turow)的优秀作品就更加平衡并且包括一些相当正面的律师形象。但是总体来说，小说中的律师都是人渣。

在电视上情况不大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最重要的法律节目要数L．A．Law，这是第一个关于律师的电视连续剧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律师事务所，而不再是一个律师身上。特别是在L．A．Law刚开始播出时，它颇受评论家好评和公众欢迎。在L．A．Law中有些律师比如主管合伙人道格拉斯·布莱克曼(Douglas Brackman)和家庭法专家阿诺德·贝克(Arnold Becker)不太讨人喜欢，但其他的律师都是正派人，总而言之L．A．Law描绘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所处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激动人心的、报酬也很高的世界。而且它是一个律师们在其中做了很多好事的世界。

其他很多的律师电视节目也都纷纷仿效L．A．Law比较正面地描述律师生活，Law and Order描绘了检察官的正面形象，The Practice树立了辩护律师的正面形象，JAG描绘了军队中的律师们，Family Law讲的是家庭法律师，Picket Fence讲的是小城镇的个体执业者，Ally McBeal则很难归类，它主要是反映女性朋友之间关系的节目，只是凑巧发生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环境中，但是观众喜欢并理解这帮调皮捣蛋的律师。

推测法律和律师在电视上有和电影以及印刷品如此不同的表现是挺有意思的。这种解释也许存在电视连续剧每周播一集的性质上。为了使一个连续剧成功，观众必须喜欢并能理解大部分的角色。没有人愿意每周邀请一帮令人生厌的说假话的坏分子到他们的家中做客。但对电影和小说而言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们的重点在于有一个好的故事。每一个好的故事里都要有一个好的反角，如果这个反派人物又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律师岂不更好?

很明显，在电影和小说里对律师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大众对律师的成见。这并不奇怪。一般的在流行文化里反映的公众意见都是可靠的。电影制片人是为了实现票房价值，所以电影不可能伤害受人欢迎的角色，如老奶奶、代数教师、药剂师和犹太教士。但是攻击不受人喜欢的团体就肯定是无所谓了。如果大家都讨厌律师，作者就会写受人讨厌的律师，而且制片人和投资者也就会选择这类的故事。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在电影和小说中这种一致的不留情的对律师的负面刻画是否也是造成公众仇恨法律行业的一个原因呢?可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流行文化中负面的刻画可以创造并增强它的消费者的成见。我们来做一个试验。你来问一下你自己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国鬼子或日本鬼子作战的情形应该是怎样的。毫无疑问的是，即使你掌握了这个题材大量的资料，你的印象仍然不是从历史书或是与参战者的讨论中得到的，而是从虚构的电影如Saving Private Ryan中得来的。流行文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教师。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一般人极可能是从电影、电视及小说中虚构的故事中得到很多甚至是大部分有关律师、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资料。这一理论是得到心理学中有关“教养效应”(cultivation effects)的研究支持的。教养理论家认为在要求迅速地作出判断时(如在调查中回答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依赖于他们从电视和电影得到的印象。例如，相对于看电视较少的人而言，看电视较多的人就会认为社会更无情，犯罪率更高并且社会上有更多的警察、律师或妓女，更多的酗酒和滥用毒品的现象。

教养理论家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大剂量的电视可以改变大家的意见。他们把人们的记忆比喻为一系列的文件箱。当某人接受提问时，他从其中相关的文件箱里选取信息。流行文化中的信息是和个人经验等信息文件箱并列的。但是人们并不总能区分从真实事件与虚构故事中推导出的信息。一个人对一项特殊信息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取的经常性、使用的近期性、再现场景的生动程度。

对电视节目L．A．Law的研究强烈支持有关法律和律师信息的暗示效应。调查人员发现，经常观看L．A．Law的观众对法律、律师有较好的印象。他们对律师的很多特征如沉着冷静、吸引力、权力、风度和社交能力予以较好的评价。同样的效应在律师中间也存在，在对律师总体的评价上，经常观看这个节目的律师的评价与从来不看该节目的律师相比要好得多。

由于电影和小说里律师被以强烈的负面方式描绘，而且这种描绘既是经常的又是生动的，看来这些描绘确实影响到了公众对律师的看法。另一方面电视里的律师通常受到较好的描写，因此他们的影响可以抵消电影和小说中的负面影响。

结论 美国人厌恨律师和法律专业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不幸”是因为这种态度往往影响到实际的行为，特别是作为陪审员、选举人或是立法人员的行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在1988年撤销了原来提供给加州律师协会的资金，使得该协会的所有活动都陷于停顿，这些活动中包括对律师的惩处、进修和客户保护。可州长还宣称这是他施政8年中最受欢迎的行动。

毫无疑问，还有很多理由来解释律师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何以如此一落千丈。很多这些原因反映的法律专业内部的严重问题，也许是过多的律师和诉讼，也许是律师的费用和收入过高；法律广告里宣扬的是这个行业最糟糕的一面；在许多情况下，律师往往使得诉讼过分昂贵和不愉快；律师彼此之间、对待当事人及证人的态度往往过于粗鲁和不文明。当然也许是在电影和书籍中对律师的描绘过于负面造成了大家厌恨律师，但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律师行业要想恢复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找到一种方法加速并简化诉讼过程(如限制取证过程)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上所述，改善律师之间、律师与证人之间打交道的文明程度也是非常值得做的。如果减少进入这一行业的律师的数目，那么这一专业的形象将会毫无疑问地增强。最后美国律师应该重新承诺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这样的承诺近来已不断地在减弱)。如果律师对他们的公共形象有了足够的担心，这个专业就可以开始逐步地改善。

【参见“Ethics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Legal(法律伦理与职业责任)”、“Fees，Attorney(律师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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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sim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