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怪小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20页（3321字）

神怪小说(又称神魔小说、灵怪类)是中国古代小说三种主要类型(神怪、历史、人情)之一，是中国小说史上最先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一个大的流派。它以先秦的神话为源头，流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小说史的长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神怪小说时如涓涓细流，时而汹涌澎湃，推动着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在中国小说史上，神怪小说曾迭起三座高峰：汉魏六朝的志怪，明人的神怪章回说部，晚清与民初的新神怪小说——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是神怪小说史上的第一个浪头，其朴素的摭拾遗佚，记事录闻式的辑异志怪，自唐一分为二：一方面，经由唐人志怪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文言志怪小说体系，至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了顶峰；一方面，经由变文、说话(以及话本)作为繁衍的温床，孕育了神怪章回说部的诞生，结出了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那么硕大的果实。自明中叶兴起的神怪章回小说，是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对宋、元说话、话本中之取经、封神故事的系统整理、加工、创作而开始的，曾盛行一时，如四游记、《女仙外史》、《平妖传》等，都是在小说史上颇有名声的作品。自清初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神怪小说势头渐衰。迨至清末民初，正当古老的神怪小说发展到向何处去、或存或亡的十字路口时，出现了新神怪小说——借神怪而寓意小说之增多，披着神怪外衣的荒诞小说之涌现，类似科幻情节之萌生，以及对古神话、旧神怪小说的系统整理与改写等，这一切可以说是在科学兴起的时代里旧神怪小说以新的姿态顺应着时代而发展着，显示了神怪小说在晚清与民初时期的繁荣。神怪小说，看似荒唐。然而，最荒唐处不荒唐。”(语出《海游记》)这就是说，神怪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生活而是折射社会生活的——写神怪就是写人，以神怪的形式，抒发人的情怀。所以，神怪小说在它的发展途程中，始终是沿着人情的轨迹前进着的：首先是人创造了神怪，即人依照自己的思维而创造了超人的神怪，摹拟着人的社会去绘制神的天堂和鬼的世界；次后，反过来又把神怪返回人间，使之成为神怪的人——于是，神与怪，人化了；神怪事，情化了。这个轨迹，反映着人对神怪的认识，体现于作家塑造神怪形象的全过程中，亦即人由被动于神怪到作用于神怪，利用神怪。其发展的轨迹，大体上是这样的：由彼岸性——到可用性——再到寓意性。上述神怪小说史的三个高峰，是神怪小说发展轨迹的表象；这“三性”——彼岸性、可用性、寓意性则是神怪小说演变的内涵——当然，小说史并没有如此明确、齐整、划一的阶段，但可以隐隐约约地寻觅到这股潜流：(1)最初是以“图腾崇拜式”流传着、记述着人只能顺依而不可抗拒的神怪(借用佛学术语称之为彼岸性)，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不理解、疑惑与惊恐的产物。原始神话就是这样诞生的。而这里所说的彼岸性，是神怪小说的一种内涵，虽然也有着人对于自然现象之不理解、疑惑与惊恐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人主观赋予的。这是神怪小说不同于原始神话的重要的区界——神怪小说发源于原始神话，但却不是特定含义的神话；神怪小说是神话的变异和遗传。

(2)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觉醒历程，神怪之于人，已经不是距离得那么遥远、那么神秘莫测、那么可惊可怖的力量；人意识到神怪是可以利用的，于是小说作家便利用神怪去体现某种意愿，主动作用于神怪而赋予神怪以可利用性。这种可用性，和彼岸性是互相依存着的，彼岸性中寓有可用性，可用性又因其彼岸性而可用。如小说中的佛祖、菩萨、罗汉、道祖、帝君、天师、真人以及其他法力无边的神怪，无非是人赋予他们以彼岸性而又利用他们去体现某种意愿。这种彼岸性和可用性的互相依存，形成了神怪小说赖以存在与发展的艺术特征，这便是想向力的自由驰骋。这一艺术特征，对于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都产生过影响。

(3)可用性发展到较高的层次上，神怪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寓意性得到了升华，把神怪作为一种工具，以神怪事作为抒发现实生活的手段。这种寓意性是由神怪小说的折射社会生活的特点决定着的，它和可用性既相似又极不同；如果说可用性给神怪小说增添了外形上的繁华的枝叶(如作品中的热闹的情节)，那么寓意性则是神怪小说的精髓，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寓意性如何，便成为衡量神怪小说质量的一把尺子。以《西游记》为例，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神怪小说的名篇，正是因为它有着深邃的寓意，从而也难以确定其主题。可以说它是喻坚韧不拔精神，也可以说它寓无畏勇敢的品质，可以说它隐抒人生哲理，也可以说它在尊佛贬道；有人从闹天宫中看到了大胆造反精神，有人从孙行者被压五行山、头戴金箍帽、终于皈依佛法诸方面又看到了反农民起义的政治内容。由《西游记》所显露的寓意性，通过它的续书《西游补》、《后西游记》等书继承并发扬下去，至清乾隆、嘉庆以后，在神怪小说的寓意性基础上，产生了似神怪小说又不同于传统神怪小说的荒诞派小说，如《常言道》、《海游记》；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荒诞派小说迅速发展起来，如《新天地》、《百大妖精斗法》、《双灵魂》之类，虽然作品的文字与艺术质量还是不高的，但它毕竟是小说艺苑里的一个新品种，它展现了古老的神怪小说在科学发达的新时代的发展道路。神怪小说有多少?现在还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据旧书目着录及新近发现的存藏，现存的通俗章回体神怪小说约计二百多种。据袁行沛、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文言神怪小说约百五六十种。但卷帙如此浩瀚、内容丰富庞杂、形式多姿多彩的神怪小说，归纳起来可分为五类：(1)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4)依附于鬼妖物怪的奇异类，(5)托神怪以喻世事的寓意类。无论文言的还是通俗的神怪小说，都离不开这五种类型。从综合归纳出来的这五种类型来看，在神怪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与佛教对于神怪小说(以及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汉武帝崇道，梁武帝尊佛，直接影响着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后来，佛家利用变文的形式传教，对于小说由文言向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变文的说唱形式以及佛经的偈语形式，也被吸收、消化到章回体小说中去。至于佛道两教或自神其教或互相攻讦的作品，也是促进神怪小说发展的一种因素。从如上的五种类型中还可以看出，神怪故事单独成立者少，多半有所依附，或借助某种世事，或假以一定的史迹。这一特点决定了神怪小说和历史小说、人情小说之间的互相影响、互为作用、掺杂渗透的关系：历史故事和世事人情为神怪小说铺设了繁衍的温床，神怪小说向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输出了构筑作品情节的某些原料或充填剂；三者之间，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难解难分，以至于有许多作品不易分清它是什么类属。因此，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便产生了一个神怪小说与历史小说、人情小说的混类乱界问题。例如，着名的唐人小说《柳毅》，说它是人情小说也可，说它是神怪小说也无不可。例如《聊斋》，以“志异”标着它的神怪类型，而其拟人化的善美的狐狸与人的娓娓情恋，无疑又是人情。再如，《封神演义》之伐纣，有着相当可靠的史据，入神怪类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而《封神演义》的仿作(或称为姊妹篇)《锋剑春秋》则按惯例被书目学家收在历史类中。樊梨花征西，只借唐代名色，小说中主要有形象的人物，史无其人，作品中的布阵斗法事，又史无其事，可是《薛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却被视为历史小说。这种种现象，不仅说明了神怪小说与历史小说、人情小说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最先兴起的神怪小说对于后来的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唐人小说，是承袭着汉魏六朝志怪遗风，经由神怪气渐淡、人情味增浓而衍化出来的。中国的历史小说，可分两类，一类是依史写史，如《三国演义》，一类是依人心写“史”，如关于穆桂英、樊梨花的小说，史无其人其事，但人心需要能征惯战的爱国英雄。这种表现方法，便来自神怪小说的不受约束的感情驰骋的丰富的想象。由此可见，神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可以说研究中国小说史，应从研究中国神怪小说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