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森芳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0页（2129字）

【生卒】：1668—1755

【介绍】：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名东，字伯阳，号芳洲，平安人(一说为伊势人)。年17、18到江户，从学木下顺庵，推崇朱子学，顺庵称其为后进领袖。因顺庵的举荐，仕对马侯，掌管文书，接对外邦，颇为外人所重。朝鲜赵寿亿赠其《留别诗》云：“绝海谁奇士?芳洲独妙誉。能通诸国语，且诵百家言。落拓宁非数，才华尽有余，明朝万里别，回音意如何?”雨森对人生抱达观态度，为乐天知命之人。70岁时曾作一《书示》，言道“钱不欲，官职不愿，不时势，不养高。所嗜者豆腐，所安者绵褥，所好者棋，所待者死。灵台内，只有此几件事而已。”在思想上，雨森以“孔孟为标，以程朱为准”，信奉名教，坚执君臣上下之别，严士、农、工、商封建等级制，倡导日本中心主义。对儒、释、道三教，一方面，认为“天惟一道，理无二致，唯立教有异，故自修不一。释子之法乾操，儒门之教滋润。彼以为与其滋润也，宁乾操：此以为与其乾操也，宁滋润。”老聃者虚无之圣者也，释加者慈悲之圣者也，夫子者圣之圣者也。三圣人之言形而上也，不谋而同，盖天唯一道。理无二致故也，其言形而下也则差矣。”另一方面，又认为儒教圆满无疵，比释道二教高明。雨森留下的主要着作有《橘窓茶话》、《芳洲口授》等。其人学思想有：把为学与为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强调“为学”即是“学为人”。追求圣人人格，指出圣人为人之至、堪为万世之教主。对生死取自然态度，安之若命。

(1)学者所以学为人 中国儒学思想千言万语，其旨趣不外学为人。雨森深得此道，把学、治学与为人、作人直接对应起来，说道：“余平素揭示书生曰：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自以为一生所得只有此一句”。但稍后在丘琼山所着《学的》中看到，此语为宋尹焞所道，朱子以为至要。乃知原出于古人，私下欣喜，如获至宝。于是，有感曰：“可见奥妙之语、古人未尝不说耳。”有人对“奥妙”之词不以为然，说“学者所以学为人”，其意人人知之，谈不上什么“奥妙”。雨森答道：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必知。也就是说，从字面上，人人都不难理解，但未必都能达到真知深知，并身体力行。

怎么学为人?与程朱的说法一样，雨森认为要格物穷理。但天下之物无数，大者制度礼乐刑政，小者一草一木，而人生有限，不可尽去格致，何从下手，是为关键。对此，雨森指点说，《章句》有“物犹事也”之言，以此而论，格物即格事。而事即是人事，其大目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人事也不是一下子全要去格，而是要分清大小缓急，先从大处急处着手。大处急处，就是修身。雨森说，上从天子，下到庶民，全部都以修身为本。而要修身，则须先正其心。这是学为人的切要之处。

学为人不是圣者智者之事，它是人人之事。但为了使人人学会为人，贤者智者就有教化众人的义务。何以教之?雨森说，其术有三。首先是身教，其次为言教，最后为书教。遗憾的是，三代之后，这一教化之道大衰。从事教化者，本末倒置，错乱次序，先书教，后言教，最后才为身教。造成了“世无君子，民无良俗，而祸乱相寻者也”的可悲局面。雨森要求把身教重新放在首位，造就出无数的君子良民。

(2)论圣人人格 中国儒家学说的理想人格是圣人，雨森承继这一理想，认为做人的最高最终目标就是成为圣人。他指出，人如果不以圣人为师，贤人为友，不提升自我和追求理想人格，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就永远只能是凡夫俗子。特别是一个人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如果一无所得，那就与禽兽草木无异，这是最可惭愧的。那么什么是圣人人格?雨森说，所谓圣人，即是英雄之极者也。英雄的最优秀品质是思虑高。在雨森看来，思虑高人一等，便为一等之人。一等一等上去，高人不知多少等，这最高等之人就是圣人，就是万世之教主。雨森指出，成为圣人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要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这就是士希贤、贤希圣。而且到了圣人，还要追求天的境界。这是由于义理无穷无尽的缘故。

(3)生死无容于心 人有生必有死，如何看待生死，说法不一。如庄子视生死为一，认为人死“虽南面王乐不是过也。”释家认为，人生就是痛苦，人死就可入“极乐世界”。雨森不同意这两种观点，因为它们“皆非其实也”。还有一种人，内心是希望长生久视，但又深知不可能，于是就自我加以安慰，以死为乐，以老为佚。雨森说这也有违人之常情。在雨森看来，不管是从天理还是从人情哪一方面说，都是生生为吉，死不如生，老不如少。但人既有生就必有死，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如同有春必有夏，有秋必有冬，夜必更替一样。雨森说：“人身之有少壮老死，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雨森认为，对待生死的正确态度是，既无贪恋之心，又无厌恶之情，任其自然，听天由命；淡泊自如，无容于心。就像赴宴，菜撤则散。特别是，在有限的人生中，要不断地有所追求，充实自己。只要去做，即便不能达到目的，也不在乎，始终保持快乐自适的心境，即“贫富贵贱安荣忧患，无所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