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244页（3351字）

本世纪以来产生和形成的各种哲学流派的人学思想的总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想产物，现代西方人学深深打上了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烙印，它受制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并处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的氛围中，必然要反映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冲突、变革、矛盾和“病症”，以及西方现代人的痛苦、呼声和向往，以求解决现代西方文明的出路问题。因此，欧洲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后工业化的进程构成了现代西方人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历史转变，相应地，资产阶级文化及其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近代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面临挑战；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了。本世纪初，资产阶级一直对它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支配下，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使人们把资本主义视为当然的秩序和合乎人性的社会。但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血火交汇的炮声中，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胆颤心惊地发现，历史作为这样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它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人们可以饶有意趣地沿着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从大地上向它眺望。而现在历史不仅成为过去的往事，而且人们还发现他们自身绝望无援地挣扎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这个洪流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战前的歌舞升平、乐观主义这时已被悲观、绝望的情绪代替了。对于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西方的没落”)的模糊意识，引起了世界末日的情绪，人们普遍地缺乏信心，忧心忡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初主要为某些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意识到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已成为社会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使得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和科学研究的逻辑，转移到人、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人学思潮应运而生。其次，人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也是西方文化以至哲学的历史——逻辑发展的产物。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自然科学的旨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强。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为目的的自然科学，首先要求人们去发现自然界的各种规律，于是，物理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伽利略、牛顿成为新时代的先驱。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以数字为基础的物理学建立起来了，进而，机器的发展又为科学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机械式的看待自然甚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了自己的温床。数学式、定量式的思维成了解释实在的首要工具；科学知识企求对人类文化来一番技术的改造；不断扩大的工业化，逐渐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内容。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为目的的自然科学既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它就必然力争得哲学上的支持。实际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一直是积极地为此提供支持的。经验主义、唯理主义都拚命寻找可靠知识的根据，力求精确地把握认识对象。康德虽然批判了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是，他也没能摆脱近代哲学上寻求普遍有效的知识的幽灵，他的认识论就是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是何以可能的，以及其来源、范围和界限。为一切科学陈述寻找一个绝对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种努力在今天还广泛地进行着。分析哲学力图用一种精确的、能够满足各种精密研究的科学语言来代替日常语言，用绝对精确性来代替绝对知识，这只不过是旧的绝对性理想借以表现的典型现代形式。但是，当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向更有保障、更舒适、更具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的时候，却发现，象国家、社会制度一样，科学技术被人们建立起来、历史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了一种对人异化的客观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生活在分裂的世界中：一方面，世界本身对现代人来说失去了本身自明的性质，在历史上还没有象今天这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世界的神秘和可疑性的意识；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要求人们面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人们在精神生活中，同样面临着巨大分裂，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欲望”，力图追求世界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一方面生活的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这些都意味着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整个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文化危机”。现代西方人学思潮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哲学中的反映和延伸。

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化和思想演化的过程。现代人本主义的源头是德国古典哲学。由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逻辑思辨的方式，总结了几千年人类思维成果，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所开创的近代理性思维的哲学传统，是人类哲学发展的一大高峰。以批判和继承康德、黑格尔哲学传统为出发点的费尔巴哈、叔本华哲学，则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另一契机，它完成了观念——理念论哲学向人本主义的转变。费尔巴哈对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批判，完成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回归，开拓了由马克思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叔本华对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理性”的批判，打通了由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道路。叔本华首先开始了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的转换，即传统的实在的绝对的本体论转换为个体感性生命的本体论；相应地，认识论不再是关于如何把握自然实在的学说，而是关于如何领会人自身的学说。尼采在伦理学方面，宣告“上帝死了”，必须将一切价值重估。西方文化几千年来一直以上帝作为其信仰的基础，人把上帝尊为唯一的创造者，自己屈居被创造物的地位。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与生命相敌对的伦理。随着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的灭亡。紧接着而来的是道德上和理智上的危机。但是，人在精神上变得自由了，人必须承担责任为自己的生活探索一种意义，寻找一条满意的生活道路。存在主义是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代表，它对个人的存在的关注，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传统的精神文化观。存在主义宣称：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非理性主义的具体的生存优先于一般理性本质。人的超自然性或曰超越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海德格尔对“在”的追问的考察，萨特对“自为存在”和自由选择的强调和发挥，始终体现着以叔本华的“意志”和尼采的“超人”为象征的现代人本主义主调：人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现代西方人学是同非理性主义分不开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竭力证明，一切理性事物都具有非理性的根源；人的心理中有一个无意识领域，其中潜藏着人的意愿和行为的真正动机。

宗教文化是资本主义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柱，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以另一种方式致力于对具有人的自我意识的精神实体的探讨，以论证一种宗教的伦理及生活价值在尘世生活中的必要性、可能性。人格主义的理论是将宗教教义(主要是新教的教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所信奉的社会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企图找到一条既符合宗教信念的根本精神(上帝的信念)，又能达到尘世新社会的人的理想(人性的自我完善)的出路。人格主义通过拟人化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并通过上帝的存在，宣扬整个宇宙以及人本身的神化，以便给人的生活赋予一种具有完美人格的上帝的存在作为伦理价值的保证。人格主义认为，即便是人本主义的学说，实质上也隐含着最终的人格主义结论：在赞美人的时候所高扬的人的类本质，实质上就是上帝的代名词。

现代西方人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的本性及其解放途径。它们影响、改变、引导着20世纪人类精神中对人的图景的认识，对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氛围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深深影响了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当人类在20世纪末困惑于科学、技术、社会等重大疑难，亟待为21世纪寻找到某种精神寄托和支柱的时候，现代西方人学的精神实质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总体说来，它并没有给人类提供解决人的问题的科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