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61页（3969字）

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学术着作。刘安乃淮南王刘长之子。刘长为汉高祖刘邦少子，早丧母，为吕后扶养，后被立为淮南王。孝文帝即位后，自以为最亲，骄横而不奉法，文帝令帝舅薄昭将军书谏者数，刘长不悦，欲谋反，事觉，赦死罪，乃不食而死。文帝怜之，封其四子，刘安袭封淮南王。后刘安生王天下之心，吴楚七国反叛，欲发兵响应，几经犹豫，未举而被觉，乃自杀而亡。《淮南子》的人学思想亦贯彻了自然无为的思想，主张人法天地，天人相通，肯定人与万物的一致性，因此，它对人性的阐述，也具有自然主义倾向。《淮南子》文本，自刘安编定之后，有东汉高诱、许慎为之作注，以后历代校释颇多，今有《诸子集成》本二十卷及近人刘文典之《淮南鸿烈集解》较为完备。

(1)圣人法天顺情 《淮南子》遵从道家思想，以天为自然的化身，以自然为最高准则。认为人的精神受之于天，其形体禀之于地，所以，人生而静乃天之性。通达于道的人，不以人道易天道，因为人道是法天道的。“圣人法天顺情，以天为父”，圣人亦无所亲疏，仅知抱德阳和，以顺于天，也就是遵天之道，循天之理，与天为期，从天之则。具体地说，圣人虽然不能创造天时，但天时倘至，圣人是不会失去的。人不能创制，却能有所作为，但是，人的作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天道。比如说祸福，人只能选择终身为善，而不能决定得到或得不到祥福；即使终身为不善，也只有由天决定是否降祸。这是因为，人虽然应该法天顺自然，但事实上两者之间有差距。天，纯粹无杂之谓，人乃曲巧伪诈之谓，故《淮南子》亦叹“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由此种不同，它有时甚至认为两者会演变为对立的双方。人要受名，天要彰道，故有“道理通而人伪灭，名与道不两明”，如果到了人明而道息的地步，危难就距之不远了。《淮南子》在天人关系上，既讲天人一致，亦直指天人的不同甚至矛盾，这是一种承认转化发展的观点。

(2)天与人有以相通 《淮南子》天人关系的另一主要方面是认为天与人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外在表现是人之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又比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淮南子》认为，在孟春之月，盛德在水，天子应该穿青衣，食麦和羊，严禁伐木，但却应布德施惠。这种源之于阴阳五行家的主张，虽有一定的自然依据，但已有一些偏离人法自然的初衷了。天人一致的更深层面是人与天同类，同类之物自有相应之质，这种相应玄妙深微，智不能论，辩不能解，比如君臣乖心，则背谲见于天，这就是天人神气相应，人之精通于天。所以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都通过精气相连相荡。《淮南子》的“天人相通”说，主要是从“法自然”的角度立论的，是后来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来源之一。

(3)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淮南子》对人自身亦有深刻的认识。它认为，万物由气生成，但“烦气为虫，精气为人”，人与动物虽各有其自然之优势，但相互间智不能相通，才力也就不能相一。所以，对于人来讲，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同类，仁莫大于爱人。仁者和智者不怨人而自怨，不求人而求诸己，这种对自我的重视，也是“烦气”之属所缺乏的。人还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灾祸之来，乃是人自生之：祥福之来，亦是人自成之。但人亦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于害之中争取小者，于利之中争取大者，以及喜乐厌苦，奋于其所不足等。“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淮南子》还认为，出于人情的有为，使得仁义立而道德迁，礼乐饰而纯朴散，是非立而百姓目眩，殊玉贵而天下争。本来是天地所生的自然纯朴之人，却因其有仁有智的禀性而使自己失去了自然之本色。总的来讲，《淮南子》的人学思想与道家的基调相一致，在人的问题上，往往持有较为悲观的看法。

(4)人之性无邪 《淮南子》的人性论受各家思想之影响，不明确、不一致之处多有之。它认为，衣食礼俗之类并非人之本性，而是受于外的东西，所以说：“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有了这种变易，人就会舍本而逐末。比如说，人之所以事奉生者为本，事奉死者为末，两者本为一体，均是人性之所应有，但君子先本后末，小人反是。所以说，君子与小人之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先后的区别。总的来说，人性在与外物相接之前本是无邪的，接于物而生善恶，两极之人不能改，中人犹可教。人性之中有仁义之资，关键在于接物之后圣人的导引。《淮南子》强调的是，人的自然之性是无邪的，所以，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为之德，“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但人的社会之性却具有情欲和善恶，所以它认为，人在少年时是猖狂之性，壮年时则是暴强之性，老年时刻又有好利之性。圣人的责任，是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淮南子》的人性论，力图调和儒家的性善论和当时流行的性善情恶的思潮，并以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不同作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5)论性命 《淮南子》认为，人的性与命是人生的内外两个方面，跟随着人的形体而生成，生成之后，好恶也就产生了。古代的圣人，和愉宁静是其性，志得道行是其命，所以，“性遭命而后能仁，命得性而后能明”也就是说，人的“性”与“命”是两个方面的结合，缺一则不能为人。仁与明都是性与命赋予的。但是，对于寻常人而言，或害或利，可以用一定的方法去寻求，但能否得到却在于命。君子虽然有能力为善，但不一定能得到福，不忍为非作歹，但未必能免去祸害。性是先天的，受之于天，不为外物所左右；而命却是后天的，因时而变，为外物所控制。有才能的人可能生不逢时，这是人所无能为力的。只有性、命配合得当，才能志得道行。

(6)达乎性命之情 《淮南子》的养生论是人法自然的天人论的继续。它认为，人之天性是清静恬愉，所以，养生的目的，就是养人的自然之性。养性有四个方面，即精神不外淫，耳目玄达，五脏定宁，气志虑静。《淮南子》认为，人性自然，故与性为害的是人欲，欲与性两不相立，圣人则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口好味，不知利害地追求不止，就是害性的嗜欲，而圣人则“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达乎性命之情”。人与外物相接乃属无可避免，但圣人却能不为外物所累。至道之人，能够弃聪明而返太素，与大化为一体，不废人之基本的生存需求，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从而达到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的境界。养性的结果是，“性有不欲而无欲不得，心有不乐而无乐不为”，用世俗的眼光看其本质还是主张无欲和无乐，即道家所谓以不乐为乐，以无欲为欲的自然无为观。

(7)君子思义而不虑利 《淮南子》认为，义与利在通常情形下是对立的。认为义是为人的基本条件，“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亦不如行义之隆。而利则是害的开端，争利者因人为太甚，所以从未有不困顿的。为此，“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爱利而不顾义”。君子达于利害之变，故以利害为尘垢，则利不足以动之。宁可以义死，而不以富贵弥留于人世。圣人之所以行义，并不是于己有利，而是忧思出于中，故不可欺之以利。有义者不以利而累其形，这就是人世间的圣人。但是义与利的关系也要随着二者内涵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在为君亲死难，视死如归的情形下，义重于一己之身，这种结果是为全天下之人生利的。《淮南子》的义利观，基本上是受儒家的影响而强调行义的重要。

(8)明于死生之分 《淮南子》的生死观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它强调：“明于死生之分”，即以死生为昼夜，纯属自然现象。生不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具体讲，大块赋人于形，生而劳之，老而逸之，死以休之，善人以生，亦善人以死，故知生不足以乐，死不足以不乐，生死同也。当人未生之时，如何能知道生之喜乐，未死之时，又怎知生之不乐呢?所以，我是物，万物也是物，这样，人生之时，对物总体而言，并没增加什么，死之时，又怎么会有所减损呢?这就是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类。“以生而若死，死之与生一体也”。不明此理者，或极感官之欲，过分重视生；或厚葬久丧，崇死以害生，反而不能终其寿命；或中道夭于刑戮，或乱国而亡身。不若明于死生之分的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于世。《淮南子》的生死观吸收了道家思想，强调生死为自然现象，不足为喜，也不足为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天知命思想产生一定影响。

(9)民者国之本 《淮南子》有明确的重民思想。它提出：“民者国之本”的命题，即强调明主圣君的宗旨是富国利民。所谓圣人，即是忧虑百姓之穷苦，不懈怠地为民兴利除害；轻赋薄敛，以宽民氓。而古之为人主者，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然后与民同乐。所以，治国之本，在于使人民安宁，这包括民之足用，勿夺农时，省事，节用等等措施。以民为本的另一个方面是，如果对人民有利，就不必法古。但是，利民并不是无条件的。人主固然要因民之欲，然而还要在顺民之所好的同时对之有所节制，比如民好色，但圣人却为之制婚姻之礼。所以，“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捬循其所有而涤荡之”。另一方面，圣人之养民，并不是为了让民去做什么，而是圣人之本性如此。总之，重民的本质，依然不是积极地看待人民之力量和权力，而是要养民，使之安宁生活，以不至于扰乱天下之治。《淮南子》的重民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构成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传统，对后世亦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