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78页（4584字）
【生卒】：约85—162
【介绍】：
东汉后期思想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少好学，有志操。当地风俗极差，王符没有依恃，故常为乡人所轻。和帝、安帝之后，专于从仕。虽有人荐引，但其耿介不同于俗，遂不得升迁。王氏怀才不得志，意气蕴闷，乃隐居着书曰《潜夫论》。“潜夫”者，不欲扬名也。其它生平事迹不可详考。晚年居家，受辽将皇甫规之厚重，然其终不仕，卒于家。王氏《潜夫论》的主旨在于“讥当时失得”，“指讦时短，讨谲物情，虽以观当时风政”，故其政治思想占主要地位。王氏是位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他严厉抨击“衰时之务”，希望有明君贤臣改变衰落之政；他也强调任用贤才，同情下层人民的遭遇，反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在哲学上，他有明显的道气二元论倾向，但又总是用气来解释事物。因此，表现在人学思想上，他既强调命，又很肯定人之努力的决定性作用。王符的天人之论乃是传统思想的综合。承认人法天，并强调天道、地道、人道的一致性，还宣扬天人感应的思想。对人本身，他认为“天之所贵者人也”，而人之所以为人，并非因其有八尺之躯，而是以其有精神之故。人有性有情，人性有善有恶。对于人的道德行为，他主张好义，反对好利，强调人格的尊严。总的来说，王符的人学思想，并未完全继续桓谭和王充的思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复了董仲舒等思想家的路线。王符所着《潜夫论》共十卷三十六篇。近刊有汪继培笺、彭铎校正的《潜夫论笺》本等。
(1)和气生人以统理之 王符从元气自然论出发，探讨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首先，他描述了宇宙形成的过程，认为“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这是说在宇宙没有形成之前，宇宙统一于混沌的元气。然后元气“翻然自化，清浊分别”，于是产生了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产生天地。“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即天地形成后，产生万物，也产生了人。人乃是阴阳二气的和合，即“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天、地、人皆由气构成，但三者的性质不同。他说：“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这是说，天、地、人三才，虽然都是由元气分化而来，但它们在宇宙问却各有自己的本分和作用，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和运行规则，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协调一致。这里，王符突出强调了“人道”的特点，提出“人道曰为”的命题。在王符看来，人道的作为主要表现在“通阴阳而致珍异”，即了解阴阳变化之道，利用“天施”、“地化”的规律为人类创造新财富。这里，虽然还有天人感应的影子，但由于他以元气解释天地阴阳和人的构成，并且在天地人的各自特点中，概括出“人道”的特点，在于有为，这就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产生了根本的区别。即不把“天”看作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之”字疑为“不”字之误。即是说，人类虽然被天地所覆载，但人类由于有为，所以不是被动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则没有做不到的事。
(2)大恶之资终不可化 王符对人性的看法并不明晰。他通常将性情并举，认为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前者是本心，后者是末行。治世者先本而后末，顺心而正情，则邪恶无所生。因此，外界的环境是重要的。王符反对所谓民性浮侈的说法，认为浮侈并非民本有之性，而是乱政薄化的结果。民之心性，犹如种地的田园，可成实，可枯槁，关键在种者。民心正则生和气，和气注于胎儿，生人乃有仁义之心，无论何时何地，终无违礼之行。这说明人心可善可恶。一旦成善，则永不为恶。性恶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这种人是民之贼，下愚极恶之人，无论如何处罚之，终无悔改之心。所以，王氏断言：“大恶之资，终不可化。”可见，他的人性论，徘徊在“性犹水也”和“善恶混”之间，是相当含混的。
(3)骨法为禄相表 王符亦相信“骨法”之说，以为“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侯”。根据骨法气色可以判断人们的禄相吉凶，这是天授性命的结果。他认为一人之身具备了五行八卦之气，身体形貌，骨法角肉，各个部分都表示了性命之期，贵贱之表。所以，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者声响。王氏承认，照常情，人之贵贱贫富，应在人事而不在天地之神，但有人却在贫贱之中突然无故飞黄腾达，穷极爵位，这肯定与其必然之性命有关，这种性命，当显之于骨法。但是，王氏又认为，骨法犹如木之质地，倘若工匠不材，雕琢不佳，亦不能成器。所以，“凡相者，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骨相只是预示了一种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的可能性，是种“性命之质”。但这还不够，要成器尚须“德行之招”，二者配合才是不易之理。王符最后的总结是，对于骨法气色，智者见祥，修善以迎之；倘有忧患之色，则循行而改错。愚者与此相反，不自我审思，无自我约束，这样，虽然有祥色瑞相，亦会转福为灾。在此，王符虽然强调了人事的作用，还是未能跳出王充思想的窠臼。
(4)论荣辱 王符的荣辱观基本上是传统儒家的观点。他认为，君子感到耻辱的是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荣与辱的分水岭是能否坚持道义。王氏断言，所谓贤人君子者，不一定享有高位厚禄，富贵荣华；荣华富贵固然是君子该有的，但却不是其所以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所谓的小人，未必一定要受贫贱冰馁之苦；贫贱固然是小人所应有的，但却不是其所以成为小人的必要条件。士君子一旦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那么，处在奴隶的境地亦不足以为耻，四海归我而不足以为荣。宠贵的地位不足以使我感到尊荣，卑贱的处境亦不会使我感到自卑。况且，“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生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垄断政治的时代，这种不一致乃是常见之情。
(5)论贫富 王符注意到了贫与富对人的各方面的影响。小人君子均有求富之心，但王氏认为，君子之求丰厚，并非为了嘉肴美服，而是要赞助实现其道德理想。他认为“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所谓贫生于富，弱生于强，如果对贫与富怀有不正确的认识，持有不应有的态度，贫富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但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王符并没有因为道德的重要性而片面地排斥富贵。他以为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与富贵者易于交往，因为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贷财之益。而与贫贱者则难以相处，因为贫贱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在富贵之间，因为有交相利的缘故，所以，其势日亲；贫贱之间却有交相害的弊处，所以其势日疏。王符对贫富的如此看法，反映了受排挤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艰辛。
(6)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在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吉凶祸福的问题上，王符总的原则是“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认为人的行为是吉凶福祸之由来的关键。但由于相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也强调天命对吉凶的作用。人之吉凶，以是否具有德行为主，以天命为裁决。德行在己，故人可为，命者在天则不可知。人们虽不知天命如何具体地左右吉凶，但却明白有一条原则，即“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只要遵循善德，天命只会辅助得福。祸福与德行与否相呼应，故王符认为，人倘见瑞兆而修德则福必成，见瑞而纵姿则福转为祸；同时，见妖而骄侮则祸必成，见妖而威惧则祸转为福。比如，如有梦异感心，则无问善恶，不懈修德，就会逢其吉祥，天禄永终。天会对人的吉凶昭示迹兆，但吉凶的真正形成，乃在于人的德行之修。因为人的德行乃是吉凶之关键，所以王符认为，巫觋祝请之法，对吉凶只是一种辅助，但没有德行则一切无从谈起。巫史祝祈者只是交鬼神而救细微，而对于大命则无可奈何。只有讲义行德，鬼神才会享之。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也有无德之人享富贵的现象，是故有凶民挺而走险，窃官位，盗府库。但王符认为，这种情形终会被发觉，发觉之后定会受到诛杀。王符的吉凶观是积极的，但他亦利用了天人感应和天命鬼神之说，这使他的思想带上了一定的神秘性。
(7)五本五末的道德观 王符目睹东汉末年的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痛心疾首，故提出“五本”“五末”的道德观，力图纠正时蔽。他说：“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友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王符所谓的“五本”，基本上是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没有为东汉人学提供新的东西。但他所谓的“五末”，则是针对汉末统治集团中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具有社会批判的重要意义，而王符“讥当时失得”的思想特色也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批判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揭露那些“巧辩”、“诡丽”、“媚爱”等“夸末之徒”，“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居官者则“多奸謏以取媚，挠法以便佞”等等。统治集团的道德败坏，造成整个社会的世风瓦解，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利害关系，甚至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都成了伪君子，两面派。王符对汉末社会政治与社会道德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对魏晋时期儒道互补的人学思想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8)为民爱日的富足说 王符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以“顺民”、“富民”为道德的基础。他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他看来，国家的安危，道德的好坏，要看人民的富足程度，而人民的富足程度，又取决于人民在物质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量。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这里所谓“人功”，指人的作为。即国之所以为国，民之所以为民，主要标志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利益。在王符看来，物质利益的创造和人功的发挥，关键又在“日力”。所谓“日力”，是指劳动生产者每日劳动量的投入，也泛指劳动力的充分发挥。王符认为，统治者只有爱惜劳动力，不使它受到力役杂差和繁重税赋的影响，生产才能得到发展，人民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富强。由此他提出：“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这里，王符揭示了“治国之日”与“乱国之日”对劳动生产力的不同影响。他所谓的“乱国之日”，应包括战争、祸乱、各种人为的干扰等，王符认为，“乱国之日”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因此“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这里所谓“力”，已接近“生产力”的概念。把“力”作为民之本、国之基，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论意义。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从而构成王符人学思想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