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7页（2445字）
【生卒】：226—249
【介绍】：
三国魏思想家，玄学家。字辅嗣。魏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少好老氏，“通辨能言”。与何晏、钟会等讨论圣人是否有情的问题；与荀融讨论《周易》“大衍义”等。深得当时名士赏识。何晏曾赞叹：“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魏正始年中，何晏曾欲任其为黄门侍郎，未果，补为台郎。王弼一生仕途不畅。公元249年秋病故，时年24岁。反映其人学思想的主要着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周易注》等。
(1)名教本于无为 王弼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主张。王弼把天道解释成自然无为的普遍规律，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纲常名教也是自然之质，“各定其分”，所以名教要以无为为本。圣人只要“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俗立制，以达其礼”，即可使众人各安其位。如果有意于仁义的实施，则愈为之而愈失之。“镇之以素朴，则无为而自正；攻之以圣智，则民穷而巧殷”。所以，王弼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仁并不是不要仁，而是由于“为仁则伪成”。只有绝圣然后可使圣功全，弃仁而后可使仁德厚。“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王弼一方面认为纲常名教不可废，另一方面又认为要“因物自然，不立不施”。企图调和儒道“贵名教”和“明自然”的矛盾，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他强调名教本于无为，因而被玄学末流借以为纵欲放荡的根据。
(2)论性情 性情关系是王弼人性论的重要内容。王弼认为，人皆有“自然之性”，应物而有五情。五情必须受自然之性的统御和约束，这叫“性其情”。性其情即是“情之正”。不性其情，心好流荡失真，则不能久行其正，这是情之邪。所以，“利而正者，必性情也”。王弼讲“性其情”就是要“以情近性”。他说：“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而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以情近性”说明情不是性，同时又要求情不远性。王弼不否认人有欲望，只是反对流荡失真，逐欲而迁。欲而不迁，即“应物而无累于物”。圣人与常人一样都有五情，但因为圣人有“茂于”常人之“神明”，所以能做到以情近性，“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也”。常人无此神明，所以必须以礼仪进行教化，以至静之道而统御，才能做到欲而不迁，应物无累。如果“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则难以“物全性得”。王弼的这个思想对把人从礼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被玄学末流借为纵欲放荡的根据。
(3)论圣人有情 何晏、王弼同为玄学贵无论者，但在圣人是否有情这个问题上，二人的观点则截然不同。何晏认为圣人与自然为一，所以有性而无情。王弼则认为，“喜怒哀乐”也是“民之自然”。圣人虽“明足以寻极幽微”，但“不能去自然之性”。如“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这说明圣人与常人一样，都是有情的。圣人所以出于常人之上者，不在其无情，而在其智慧。“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由于圣人“神明茂”，所以能“应物而不累于物”，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并不能由此而得出圣人无情的结论。王弼认为，把圣人“应物而不累于物”等同于“无哀乐以应物”，“失之多矣”。王弼的圣人有情论与何晏的圣人无情论相比，更能体现出玄学圣人与自然为一的特性，并使“圣人”世俗化、人情化。
(4)圣人体无 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拜访裴徽时，裴徽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所不足。”王弼认为，虽然天下之物都要“以无为本”，但“无”和“有”是“体用如一”，“本末不二”，并非在万有之外还另有一“无”。无必须通过有才可以明。“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离开有，无不可以训。圣人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不说无。老子未能真正领会“无”与“有”这种“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关系，把无看成与有相对立的另一个东西，企图象“有”那样对“无”进行直接说明，所以对无“申之无已”。在王弼看来，老子反复讲无，实际是在讲有之不足。圣人言必及有，不离世俗，但应物而无累于物，真正达到与“无”为一。王弼“圣人体无”的思想，体现了魏晋玄学调合儒道两派关于“圣人”的理论，说明“圣人”即能体验最高本体，又食人间烟火，是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现实人。
(5)慎终除微的“自保”术 王弼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无”是不变之“常”，“虽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而由“无”所产生的万事万物则“运化万变”，反复无常，一时之吉，可反而为凶。社会生活中更是如此。为了应付这种变幻莫测，随之可能临头的大祸，必须学会“自保”。他说：“夫安身莫若不竟，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又说：“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安身与不竞、修己与自保、宠与辱、荣与患的关系，而“迷于类进，感于荣利，欲进心竞，故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也，“结果以招致大祸。王弼主张，要避祸自保，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慎终除微，慎微除乱。”凡过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后至于着；罚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后至于诛。……过而不改，乃谓之过，“过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一个人只有谨慎处事，除微除乱，无欲无求，才能安身、自保，“处于无死之地。”很显然，王弼的这一思想深刻反应了魏晋之际的政治险恶以及士人们朝不保夕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