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昼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10页（2676字）

【生卒】：514—565

【介绍】：

北朝学者，思想家。字孔昭，勃海阜成(今河北省交河县)人。少孤贫，爱学不倦。“常闭户读书，暑月唯着犊鼻禈。”挚友李宝鼎授其《三礼》。又向马敬德学《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乡里少书，杖策入都市。得知邺令来世良有藏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教习，姿意披览，昼夜不息。文辞古拙，曾制赋一首，以六合为名，自以为绝论无比，却不为人所赏识。求秀才，十年不遂。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吏郦伯伟见此文，方荐举之，时年已四十八岁。刘氏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自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史称刘氏“容正舒缓，举动不伦”。虽有人举荐为仕，均因稍觉不适即离去。北齐孝昭帝即位，好受直言，刘氏闻而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乃赴晋阳上书，言虽切直，而多不切要，终不见用。刘氏一生无仕，后卒于家。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北齐武成帝河清(562—564)中，又着《金箱璧言》，指讥政之不良。今存《刘子》一书，不知与上述两种有何关联。《刘子》内容颇广；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明阳阴，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纵横，纳农桑。思想丰富，综合各家之说，批评各家之短，总的倾向是儒道并用。在人学思想方面，刘氏虽然强调忠孝、仁义等，但已离开了儒家的传统意义，渗入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刘氏亦很重视现实中人的利益，以为法苟利于今人，就不必效仿古代。他认为，人之追求善，犹如首之须冠。他也坚持命定论，认为性与情两相妨碍。刘昼的人学思想，显然不同于当时南朝思想家的主张。《刘子》一书其作者的归属问题争论至今，现从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定为刘昼所着，今本有林其锬、陈风金的《刘子集校》。

(1)否泰由命屈伸在遇 刘昼是主张命定论的，这与他一生的际遇有直接关系。刘氏认为，“否泰由命，屈伸在遇”，命与遇均指人所不能主宰的力量和情势。在刘氏看来，人之一生的屈伸壅通均由命遇来决定。人自身的力量和才智并不能改变命遇。人通过努力可决定自身的贤与否。但命在于天，故否泰难以预期。命运应遇之时，危不必祸，愚不必穷；命运不遇，安不必福，贤不必达。他批评道，埋怨不肖者，是不通性者；伤感不遇者，是不知命者。如能临难而不惧，贫贱而不忧，则是通达知命之人。刘氏也认为从相貌可以看出命，所谓“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人的命相，受气结胎之时已定，星辰的吉宿和凶宿，决定人一生的吉凶。一旦有了这种决定，则鬼神不能移改，圣智不能换回，总之，是人所不能妄求的。刘昼的命定论是消极的。

(2)人性怀慧 刘昼对人性的看法，在理论上并无创新，他对人性的论述是与对“学”的重视相联系的。他认为“人性怀慧，非积学而不成”。人性之中有美质，有才慧，然只有务于学，钻炼其性，才能达之于道。刘氏以为，人而不学，犹心之聋盲。又不知远祈明师以攻心术，则人性会受到蒙蔽。人性之所以有善有恶是染化之故，后天所学之缘，人居某地，习以成性，乃成一地风俗，所以圣人要制礼乐以和其性。刘昼所谓的人性，与许多人的定义不尽相同，虽然对先天与后天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其强调学习、染化对人性的影响，则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情伤性性妨情 刘昼的人性论，很重视情与性的关系。他认为，人之禀气，必有性情。性之所感乃是情，情之所安即是欲，而欲与性是冲突的。所以，刘昼以为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性之妨情”，犹如烟冰与水火之间的关系。人性之变邪，是由于有欲。性与情的矛盾，导致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要想使情欲不染，须得性明而不变。情之变动，来自于外，从此意义上讲，情乃是是非之主，利害之根。所以刘氏的结论是“圣人弃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刘昼对性与情的分析，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4)论人生 刘昼的人生观反映的是士人的基本操守。在义与利、生与死的问题上，他的原则基本上是儒家观点。他说：“生苟背道，不以为利，死以合义，不足为害。”既然生存的原则是义，所以，人不应趋利而逃害，喜生而憾死。人亦不可以因威胁而变其操守，不可以因利诱而易其心志。比如慈爱是人之常情，但大义可以灭亲。因义而灭亲益荣，所以，如果慈爱妨害到义，则二者相权，义重而可以灭亲。入如果贪于小利，则大利必亡。因此，刘氏认为，只有知道利之为害，害之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才有资格言说利害得失。况且人生之短犹如火花，唯有立德贻爱，才可万世不朽。生为无闻之人，死后成为一棺之上，这与草木自生自死有何区别呢?君子欲行仁义于天下，与时竞争，惜乎寸阴，又何曾拘于一利呢?以上的刘昼的人生哲学，立于儒家，兼言道家，亦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产物。

(5)顺者福之门，逆者祸之府 刘昼对吉凶福祸的看法并没有大的创建。他以忠孝仁义为德之顺，以悖傲无礼为德之逆，因而提出“顺者福之门，逆者祸之府”。人虽才艺卓绝，亦不能悖理成行，逆人之道，因为反逆为务，虽贤哲犹有祸害，而君子如能忠孝仁义，履信思顺，天自佑之，吉无不利。“身恒居善，庆祥臻矣”。在刘氏看来，君子的态度是，祥至不深喜，愈敬慎，以俭诫其身；妖见不为戚，愈修德以为务。只有这样，才会灾消而福降。正是在此意义上，刘氏认为，福祸同恨，妖祥共域，祸可以为福，福可以为祸，妖可以为吉，祥可以为凶。刘昼的福祸观，依然是儒道之结合。

(6)民者国之本 在对待民的态度上，刘昼认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因此，善于治理国家者，必以仁爱为本。具体地说，人君应宽肴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轻约赋敛，不遗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刘氏认为，所谓人饶足者，不是讲的一人之富足，也包括国之富足。但刘氏又主张“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因为心好之身必安之，所以，君好之，民亦必从之。民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他心目中的君与民的关系是，天生万民而立之君，那么，君即是民之天，人之于君，亦犹子于父母，虽然他要求不能有父母富而子贫，父母贫而子富的情形，但并不认为君与民有同等的权力。他也要君以仁临民，但归宿处是使人民为贤君而死。所以，刘昼的重民思想，仍未摆脱儒家的影响，在君民关系上，往往是从保护劳动力的角度，强调民为国本，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