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20页（2941字）

【生卒】：773—819

【介绍】：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故又称柳河东；因曾贬职广西柳州，又称柳柳州。柳氏祖上世代为官，本人“少聪警绝众”。尤精诗骚，“文辞精美，与古为伴”，同辈皆推崇之。21岁登进士第，26岁应举宏词，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803)为监察御史。唐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柳氏与刘禹锡同预其事，升任礼部员外郎。王氏欲重用之，但因不久事败，柳氏等八人俱遭贬斥，史称“八司马”事件。柳氏被贬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永州司马。十年后再任柳州刺史，又四年，病卒于柳州。柳宗元遭贬谪之后，不复得召，故专事着述，“名盖一时”。柳氏的人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关系上。他主张“天人不相预”、“圣人之道利于人”等思想，与韩愈、刘禹锡等一道，成为中晚唐思想的主流。柳宗元有文集四十卷，自刘禹锡首编《河东先生集》之后，历代校本较多。较完备的有今人吴文治等校点的《柳宗元集》。

(1)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论，首先描述了天究属何物及其特殊性质。他声明同意庄周的“天曰自然”的观点。认为，上而立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处于天地之间者世谓之元气，寒暑交替世谓之阴阳之作。天地纯属自然之“物”，是不能赏功而罚祸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论证了自然界没有意志，功祸由于人，与天无关，进而提出“天人不相预”的命题。他认为，天与人不是一个东西，“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认为赏罚属于人事，春生夏表属于天道，二者互不干预。他还指出，山川之类皆天地之物，阴阳之作不过是元气游动于天地之间，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这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山川之震与人事并无任何干系。在柳氏看来，自然界的雷霆雪霜，不过是一气之动，并不是有心于物，并没有故意惩戒于人之意。有心于物的只有圣人，但圣人之为教，并不威以怪异、祷禳，因为它们仍是有悖于阴阳的。针对《礼记·月令》的说法，他认为，执政者发布的政令，有些是适时而发的，如针对农时的政策；有些却并不是非在某个时令去做的，比如“布德行仁”，并不一定如《月令》所言，非在春天施行不可。所以，他认为，《月令》上的某些规定，“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也”。总结以上论据，柳氏断言，“非天预乎人”、“天之不谋乎人也”。因此，“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既然天人不相预，不相谋，所以，“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圣人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柳宗元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概括，批驳了“天人感应”论，区别了自然的东西与人为的东西，开始认识到尽人事的作用，抛弃了以自然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说法，具有反对经典教条主义的意义。

(2)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对于人间事务，柳宗元将人和人事放在了首位。他认为“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人间之事，莫大于国家之兴衰、王朝之更替，对此，古来即有“受命”之说。但在柳氏看来，“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政权是人给的，不是天给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天而是人。谁行仁政，谁就取得政权，故又称“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在柳宗元看来，与其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好怪之徒，以大电、大虹等为受命之符，柳氏断定为“诡谲阔诞”之妄言。真正的受命之符是德行，真正的吉祥之符是仁政，而不是天。他断言，未有丧仁而长久者，亦未有恃祥而长寿者。有为之君，应思德之未大，求仁之未备，以极于治邦，以敬于人事，罢黜休祥之奏，深究贞符之奥。柳宗元关于“受命”的议论，是其“天人不相预”理论的推演，也是对君权神授说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3)力足者取乎人 柳宗元探讨了人与神的关系，并注意到有神论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圣人之道，不穷究怪异以为神，不引伸天地以为高，而只不过是利于人、备于事而已。鬼神之事，渺茫荒惑无可准，为明者所不道。既然“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则圣人之为心，必有道而已。不在乎神，而在乎人。所以，水旱之灾，亦非神之所为，而是人自己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惩罚。如果天真有神灵，有神用，宜取鉴于仁；如果神要想有所依恃，亦应选择仁。柳宗元的结论是，“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揭示了相信天命鬼神的根源是力不足的表现。但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有神论倾向，柳氏亦有解释。他认为，古人所以言天，只是对愚昧敦厚之人而言，不是针对聪明睿智者的。或者是对事情本身不甚明了，思之不深之故。对于儒家主张的祭祀，他认为是先王之所以佐教化，未必以之为神。对于占卜，他认为是世之末技，道之所无用，如果圣人用它，则不敢非议。但是，圣人之所以习之，乃是为了驱策陋民，并不一定十分相信它。柳宗元对人神关系的论述及其“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的命题，涉及到天命论产生的根源问题，在中国人学理论上有一定的突破，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4)明与志为人伦之要 柳宗元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人何以为贵的问题。他认为，天以斯人为贵，并赋予人两种特质，一为刚健，二为纯粹。有了这两种特质，人才成为至灵，大者为圣神，其次为贤能，均之为贵。刚健之气，钟于人则为志。行此志者，运行而可大，悠悠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纯粹之气，注之于人则为明。得此明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志与明，各为人生之一端，前者为天之道，后者为天之用，“举斯二者，人伦之道尽是焉”。柳氏认为，道德之于人，犹如阴阳之于天。对于人而言，举明之用，远志之道，犹如成四时而行阴阳。一旦能宣无隐之明，着不息之志，就达到了备四美(仁义忠信)而富道德的境地。显然，明与志是人区别于物的两种潜能，是人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和能力。明，盖指聪明智慧，人的认识能力；志，是指人的思想、志向，或把“明”用于实际的行为能力。敏以求之，是明之表现；为之不厌，是志的体现。明与志受之于天。配合以道德和五常(仁义礼智信)，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人。人之所以为贵，在于有“明”与“志”这两种潜能，如能全部发挥出来人就可以至灵于万物之上。柳宗元的这种说法，在中国人学史上颇有新意。突破了儒家以道德仁义为区别万物的传统说法。

(5)论生死寿夭 柳宗元对生死寿夭的看法亦贯彻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人的生死，自有自然界的规律，做役夫也不见得贱辱，富贵之人亦不一定就神奇，一旦气息皆无，同样葬于黄土之下。自然生命的短长，既不决定于选择好的宗祝去祈祷，也不在于为赤子时的形声，并且，饵药亦不能决定人的久寿。人的真正的长寿是以君子之道处世，能使生人(民)之性得以安顿，圣人之道得以光大，则虽不至老，其道亦长寿矣。如果视世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而无动于衷；他人无利，已独自欢愉；这样的话，即使活上千百年，亦同夭折无异，“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柳宗元之此论，亦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