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62页（3844字）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高度成熟转而走向日益衰弱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人学承续宋元人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转而走向分化瓦解，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人学思想酝酿、产生的时期。

理学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学。理学经过两宋时期的蓬勃发展，元朝时得以北传，并被“定为国是”。明朝初建，仍接承元朝思想体系，奉朱学为正宗。在人学思想上，亦没有独特的建树。如辅助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中立下赫赫功勋的刘基，一生中除了奔波于政治，便是着书立说，谈“心”论“性”，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但是，仔细研究其思想，他关于“人者天之子，假于气而生”；“教可行于质近，道难化乎性成”的人性论，关于“善恶成于人而祸福从其所遇”的善恶论，关于理欲关系，关于“母子相感，显微相应”的人天关系论，基本上没有脱离程朱学说的模式。

倘若一种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很难再有新的突破，那就说明这种理论已走到终结，代之而起的新理论必然诞生。至明中期，人学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发生变化，人们的致思方式发生转轨，正统的程朱人学思想发生解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分化的进程加剧。与程朱人学相对应，是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及传播；其后，“心”学内部亦发生分化，形成多个学派。另一方面，是反理学力量的加强。倘若说宋朝的反理学只是某些思想家对理学的某几个问题提出异议，那么，此时则是有相当数量的思想家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不被封建统治者所容，但它促进了理学的分化和瓦解。

王守仁为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早年笃信程朱，假“格物”求’天理”，无奈终不得其门；继而出入于佛老虚玄之学，亦不得其要；正德三年以后，思想再次发生转变，开始清算程朱学说，建立以“心”学为基础的人学思想体系。程朱人学本身包含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是理性的论证与非理性的“天理”之间的矛盾；二是被抬到主宰一切地位的’天理”对人的主体性的抑制与认知“天理”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矛盾。王守仁的“心”学正是在揭露这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守仁把“天理”移到“吾心”，宣称“心即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给“心”赋予本体地位。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否定了“心”外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理”；另一方面又给人的主体自觉性以充分的余地。王守仁以’吾心”吞并“天理”的方式来解决朱学“吾心物理，终判为二”的内在矛盾，是对朱学的辩证否定，是中国人学思想发展的更高阶段。王守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对人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王守仁依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广泛倡导其学说，使其“心”学一时风靡海内。不能否认，王守仁的人学思想体系内部又包含着新的矛盾。正是因为包含着矛盾，其后学则根据自己的理解，强化、甚至修正其某些部分，导致王学迅速分化。

与“心”字产生与发展的同时，反理学力量在不断加强。与王守仁同时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等，不但反对王守仁学说，也反对程朱学说，对理学进行了清算。罗钦顺认为，“人物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倘若认为“人心”为万物之本，把天地万物的变化皆视为“吾心”的变化，以至于把有限的心说成比天地还大，把无限的天地说成比心还小，这是颠倒的、错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守仁“心”学的理论基础。他又针对程朱人性二元结构提出“理一分殊”的人性论。说明人与万物同禀阴阳之气而生，这是“理一”；成形之后便产生诸多差别，这是“分殊”；就二者来说，“分殊”是自然之理，“理一”体现于“分殊”之中。因为“理不离气”，所以人便只有一个气质之性。人的气质之性决定人性皆善而无恶；人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无恶善之别；人的善恶不在于有欲与无欲，而在于对欲望的节制如否：有欲不是恶，纵欲过度才是恶。王廷相则恨据气一元论的思想提出，“万物各随气之所禀而为生”，“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说明人性是在生理活动基础上，通过人的认知活动而获得的道德情操：人是由气、性、灵三者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这些观点不仅反对了王守仁的“心”学，而且纠正了程朱人性二元结构理论。特别是关于理欲统一、人是由气、性、灵三者共同构成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古代人学的一大进步。

李贽、吕坤等人继承了罗、王反理学的传统。特别是李赞，以人人具有、先天存在、天真纯朴的“童心”来反对理学的虚伪，并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进行了尽情的揭露。李贽提出了“致一之理”的平等观，认为人人都有“童心”，人人都有“生知”，那么，佛与人、圣人与庶人、男人与女人、达官显贵和普通百姓，在德性和智能方面是一样的，天下人人平等。基于这个思想，李贽明确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以吾心良知所判定的是非为是非；倡导尊重自己，率性而为，不高视别人，不贬低自己，摆脱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李贽的这些学说像狂飙一样，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对封建等级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思想界从正统的理学中解放出来。

明清之际是中同人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明王朝的灭亡，被视为“异族入主”的清王朝的建立，使一批有识之士陷入时代的沉思，进而开始了历史的反思。这种沉思和反思便汇集成对宋明人学的总结和批判。他们带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来研究人的问题，从而纠正了以往人学的某些错误，颠倒了理学在人天、心性、善恶、理欲、义利等问题上的颠倒，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封建思想樊篱，带有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

黄宗羲作为着名思想家，其《明夷待访录》是这一时期批判封建主义的主要代表作。他在这一着作中，不仅对封建君臣关系的反人道的荒谬性、残酷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启蒙主义倾向的人学思想。他从“理气合一”的气一元论出发，提出“离心无所谓性”，意识到道德伦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产物；进而说明“性无本然、气质之别，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后有之中”，坚持否定在气质之外、之上还有什么“天命之性”的存在。这样，不仅使被程朱理学神秘化、绝对化的“天理”失去了对道德主体的主宰力量，恢复了道德主体的自我主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王守仁过分夸大和歪曲“心”即道德主体的能动性的弊病。黄宗羲肯定“人各自私”、“人各自利”，自私自利是人的原始本性；但他积极提倡能满足天下人之利益的“公利”，反对以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天下之“公利”的“公害”。他把这个理论推导到政治上，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把“万民之忧乐”作为衡量一切政治行为的试金石。黄宗羲的思想无疑具有冲决网罗、“破块启蒙”的积极作用。

王夫之作为这个时期的又一位着名思想家，他的特点在于深入理学体系内部，对程朱陆王各派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终结了理学思潮，建立起具有鲜明启蒙主义倾向的人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人学发展的最高峰。在天人关系上，他反对“任天而无能为”的消极思想，主张“以人造天”，深化了荀况、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的观点，把人性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先天与后天，命与习相统一的过程。这是中国人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此外，王夫之关于“惟性生情、情以显性”的性情论，“理欲合性”、“理寓于欲”，天理与人欲同行的理欲论，“身成”与“性成”相统一的成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的义利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宋明人学思潮，在理论上具有新的发展。王夫之的思想直接启迪了清代进步思想家。

戴震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潮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戴震的突出贡献有两个。一个是从气本原论出发，区分了“道”与“理”。在他看来，“道”是指自然界和人事的根本规律。“道”在自然界体现为“天道”，在人事中表现为“人道”；“理”是指具体事物的“文理”、“条理”。两者关系是“道主统，理主分”；戴震对二者关系的正确区分，无疑把被宋明人学绝对化的“理”赋予了新的含义，从基础上摧毁了宋明人学；戴震的另一个贡献是系统论述了理欲关系。理欲关系问题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戴震指出：“欲者，性之事也”，“性如水，欲如流”。“理存于欲”，在更高的思维水平上肯定了天理与人欲的一致性。戴震还系统地揭露批判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本质。

总之，明清人学是中国人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人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至于高度成熟，进而走向衰弱、瓦解；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人学思想在批判、清算古代人学的过程中酝酿产生。这个时期的各种思想体系，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都从不同的方面推动着中国人学的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人学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古代人学的终结，一方面则直接启迪着近代人学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人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