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93页（4021字）

帝国主义侵华的隆隆炮声，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下，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崩溃，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日趋没落，封建人学思想也日趋瓦解。而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这一切使以拥有五千年文明自居的中华帝国目瞪口呆。中国向何处去?这已成为时代的课题。当时的仁人志士面对着繁荣昌盛的四方资本主义社会，回顾身后那遍体鳞伤、满目疮夷的祖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似乎就是现成的答案。然而，如何向西方学习，怎样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不仅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主题，而且是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近代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阐述自己的人学思想。要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必须对旧的思想进行清算。首先对封建主义人学思想发难的是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龚自珍。龚自珍针对封建制度压抑人、束缚人、扼杀人的个性的弊端，从哲学的高度来推崇“自我”，强调人的作用。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又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这就充分突出了“我”的主体能动性，突出了“我”在自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创造作用。正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宰，所以，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就必须依靠人，特别是依靠杰出的人，即人才。他呼吁“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龚自珍齐名的是魏源。如果说龚自珍更多地是在强调“人”的作用，呼唤人才的诞生，那么，魏源在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同时，则更多地是在说明怎样培养人才。他继承了王阳明有关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提出“才智自雄，自造自化”，即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力，锻炼成长为能够挽救社会危难的人才。他还提出了衡量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龚自珍和魏源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利”存在的合理性，代表了当时商人和市民的利益。这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在人学领域里的反映。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在这次革命战争中涌现出农民自己的思想家，代表者是洪秀全、洪仁玕。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关于平等、平均的思想，并汲取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提出了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空想色彩的人学思想。如认为导致现存世界黑暗、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私”。所以，要消灭“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出了“脱俗缘、断俗情”、“斩邪留正”等具有浓重军事色彩的人学思想。与太平天国人学思想相对立，出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人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汪士铎、曾国藩。曾国藩作为清王朝的一名重要官吏，在军事上用极残酷的手段绞杀太平天国农民军，在意识形态上则提出了一系列的人学思想。他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某些观点，并根据反动的政治需要进行了强化。如他极力宣扬天命论，告诫人民“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表面上把人隶属于“天”，隶属于“命”，实际上要人民安分守已，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归于“人欲”泛滥，“天理”灭尽，便力倡“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并要求人们自觉“磨炼”，“徐图自强”，成为一个符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人。汪士铎则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归之于人口太多，所以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消灭人口，特别是消灭能够直接生产人口的妇女。曾国藩、汪士铎的人学思想，都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服务的。尽管其中有某些合理性的观点，但总体上是反动的、落后的。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是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农民思想家、还是地主阶级顽固派思想家，其思想都还在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内，没有脱离封建主义思想樊篱。随着历史的前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一些思想家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潮，并试图挣脱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构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学思想。严复从小习“新学”，长大被派往英国留学，深刻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振憾力。回国后，除了进行日常工作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着作，《天演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着作。严复的人学思想是把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他继承了龚自珍的传统，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抑、对人性的束缚，呼吁“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认为自然界的“物竟天择”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要“自强保种”，首要的是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措施改善“民”的素质，提高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严复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与严复相比，康有为的人学则带有更浓重的传统色彩。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家，康有为的思想是为其维新变法作论证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气”的学说，又揉进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构建起“天即人、人即天”、“天人合一”的学说；他一反程朱理学关于“天理人欲”的观点，主张“性实则全是气质”，“人生有欲，必不能免”；他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提出“天予人权，平等独立”，设想出“无阶级、无压迫”的大同理想社会。谭嗣同作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其学说没有超过他的老师。他的特点在于把“仁学”贯穿到人学思想，主张“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确立仁——通——平等的公式。他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名教，论证了“非君择民而是民择君”，把先秦时就提出的“民本思想”推向高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先进人物对封建国家的总体认识，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作为“康梁派”重要人物的梁启超，生思想多有变化。但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时，提出了较为丰富的人学思想。梁启超与其同时代人一样，致力于探索中国如何致富强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要致富强，“新民为第一急务”。他用人的身体与四肢、五脏、筋脉等的关系来比喻国与民的关系，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制度、政府和国家。他指出了中国国民品格中的缺陷以及克服缺陷的措施，要求“淬厉其所本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固之”，即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并吸取各民族的优良品质。他还论证了“公德”与“私德”、“独立”与“合群”、“利己”与“爱他”、“自由”与“服从”等的关系。梁启超要求学习人类一切先进的成果，从改善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入手来提高中华民族的竞争能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仍然没有脱离唯心主义道德决定论的窠臼。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性和矛盾性，给其人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尽管他们对封建人学甚至整个封建意识形态采取了猛烈的批判态度，但其双脚仍深深地陷在封建文化的泥潭里，处处透露出妥协和退让的迹象；尽管他们致力于吸取西方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作为医治民族疾病的良方，但又来不及消化吸收，表现出一种生吞活剥。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不成熟，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不堪，矛盾百出。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年的维新派堕落成保皇派，说明其人学理论已走到历史的尽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学理论而起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孙中山。他们都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研究人学。他们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成果，也吸取了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进化论学说，基本上构建起中国资产阶级的人学思想体系。章炳麟探讨了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提出：“精气为物，智虑非气”的论点，说明人的身体是由“精气”这种极细微的物质构成的，而人的精神仅仅是身体的一种功能；身体和精神的关系如同水和水波的关系一样。他又用进比论说明人类的起源，发展，特别说明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善进化，恶亦进化；乐进化，苦亦进化，提出所谓的“俱分进化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中国传统的善、恶单一论。

孙中山用“生元”说明生命的产生，用“互助”原则说明社会的进化。他的特点在于，把人学思想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提出“民生”为社会发展的重心，“民权”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他还用三民主义解释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问题；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观、大无畏的“我死则国生”的生死观，构建出充满空想色彩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蓝图。综观中国近代人学，大体可以有这样一个轮廓。近代人学思想家们是紧紧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致富强这样一个时代课题来探讨、研究人的问题的。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眼光已经山古代思想家重于从宏观上研究人与外界的关系，转到更多地深入社会内部，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的素质的高低与民族兴衰的关系，等等。由于近代人学孕育于封建意识形态内部，而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所催生，所以，思想家们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封建文化作为一种深沉的历史积淀，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学说中透露出来，表现为对封建文化的一种妥协。而大量的西方文化来不及仔细的体味、研究，也被生硬地搬到自己的学说之中，使近代人学思想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不旧不新的状况。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成熟性，表现为学说上的矛盾性、混乱性，缺乏系统性，导致中国近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人学思想体系。尽管如此，近代人学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某些问题上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为中国人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中国近代人学成为中国人学发展史上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