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97页（3168字）

【生卒】：1794—1857

【介绍】：

中国近代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习王阳明心学，后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与龚自珍交往甚深，时人并称“龚魏”。鸦片战争前，曾长期在两江总督陶澍处担任幕僚，对盐政、漕运、水利等改革多有筹划。鸦片战争爆发后，加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予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1842年8月，正当清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他写成《圣武记》，记述了清王朝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试图以此来激励当朝的统治者振兴武备，抵御外患。后来，又依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叙”中说，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晚年，在江苏任知事、知州等职。他在哲学上具有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人学思想上，发挥王阳明有关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强调“人心肃则国威道”，“才智自雄，自造自化”；他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等等。这些思想多是在讨论如何救治日益衰微的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要求。这些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古微堂内集》的《默觚》篇中。

(1)才智自雄，自造自化 魏源认为，中国社会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之虚患”和“人心之寐患”，而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抵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人心的“寐患”是伪饰、自私、胆怯；“虚患”乃是不能而对现实，没有长远打算。只有“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要达到去“寐患”、“虚患”的目的，就要提倡“才智自雄，自造自化”，依靠人的主观努力，造就一批有志气的人才。魏源认为，要造就人材，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敏”与“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他说：“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这里尽管夹杂有“天人相参”、“天人相通”的神秘观念，但强调的是人为的作用。第二，“自雄”不是盲目自大。“自雄”与谦虚是一致的。他说：“不知其心易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则偏愎狭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诚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谦，谦生虚，虚生受，而无一物不可容，奚其小!……然则人之自大也，适所以自小与!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也就是说，“自雄”是通过谦虚来实现的。第三，“天命”与人为。“福利荣乐，天主之，”“祸害苦辱，人取之。”人的幸福、利益、荣誉、快乐是天主持的，人不可去争取，也不能去争取，顺从天意而已；人的灾祸、害处、苦难、屈辱则是人自己主持的，人要通过主观努力尽量避免它。魏源说：“诚知足，天不能贫；诚无求，天不能贱；诚外形骸，天不能病；诚身任天下万世，天不能绝。……人定胜天，既可转富贵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富贵寿”。魏源的人才自造说，虽然夹杂有一定的理论混乱，但其主旨明确，即强调人的作为和人的自我选择性，在当时人格受压抑的时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天地之性人为贵 魏源十分重视人在宇宙中的作用，他将宇宙分为“天气”、“地气”、“人气”。三气之中“人气”为主宰。他说：“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人气所温，横行为风，上泄为云，望气吹律而吉凶占之。”“地气随人气而迁徙也”。就是说，“人气”决定着“天气”与“地气”的产生与变化。他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与社会，提出“人贵”的思想。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尪，人静则昌，人浊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他又把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比喻为鼻息与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民对于统治者之向背就如同鼻息对于身体一样重要。他说：“天下其一身欤!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熟为其鼻息?夫非庶人与?九窍百骸四肢之存在，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要使国家由弱转强，由贫变富，必须重视人民的作用和要求，发挥人民的力量。

(3)“兼才能而有之”的人才观 魏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每一个国家都可谓人才济济。他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国家之有人材，就象山川生长草木一样，郁郁葱葱，蔚然茂盛，然而，此“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这就是说人才的产生和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的包容谦受态度。如果统治者取谦卑的态度，便可发现人才，否则，便没有人才。他说：“惟君不以高危自处，而以谦卑育物为心，人人得而亲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给之”。“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人才的多寡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盛衰。“国之将昌也，其人材皆如蝗启蛰，乘春阳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衰则反是，其人材如蛰墐户，湫闭稿窳，所至而百物受其怆悢”。魏源指出，治国要依靠人才，但不是依靠所有的人才，“国家之赖贤才也”。他进一步又把“才”与“能”做了区别。“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动以能为才，非也。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才臣疏节阔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烛有余，远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胜大变。夫惟用才臣于朝堂，而能臣供其臂指，斯两得之乎!”治国需要“才臣”与“能臣”，更需要“兼才能而有之”的人。他特别强调，有才还要有德，才德兼备，不可偏废。若“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这种“才”、“德”、“能”三位一体的人才观，反映了当时人才问题上的三者分离的倾向。

(4)“利国利民”的利益观 魏源主张国家兴旺的根本在“富民”，统治者必须要注重百姓的利益，把利国与利民统一起来，把忧国忧民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如果使人不顾廉耻，国家一定衰败，如果使人不敢顾及自己的家业，国家也不会兴旺发达。“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在利民问题上，他把百姓与官吏作了区分，认为，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他特别提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只有利民，才能兴国，利民与兴国是统一的；“帝王利民，即所以利国也”；而利民与“利一夫”则是根本对立的。“天下大事，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这就是说要计长远之利，反对计眼前之利；要为百姓开利，反对为“一夫”即统治者开私利。他又把福祸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提出：“众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福中之福也；众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无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恶无故之利。”“不幸福，斯无祸；不患得，斯无失；不求荣，斯无辱；不干誉，斯无毁，暴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功者勿居上也，非其名者勿受也。幸人之有者害，居人之功者败，无实而享显名者殆”。这种思想与其“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是相呼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