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95页（5872字）

【生卒】：1792—1841

【介绍】：

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字璱人，号定，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幼年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和汉学。由于受社会危机的刺激，青年时期即“贯串百家，究心经世之务，”写了大量批判封建现实的政论文章。1818年中举人。后屡次落第，到1829年才中进士。曾先后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职，都是“冷署闲曹”。自叹一生“困厄下僚”，“不得志于今日宦海。”1839年辞官回原籍，在丹阳等地书院讲学。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时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三代京官的家世而对清王朝上层社会腐朽内幕的熟悉，仕途坎坷的个人遭遇，使之对当时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情绪。他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思想。龚自珍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充满矛盾。在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体系内，包含有若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在人学思想上，有许多混乱，但也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如他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天地，人所造”，“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公开宣称“人情怀私”，承认“私”的合理性；积极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材”，“知耻振邦”，以挽救危亡中的华夏民族等等。这些思想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和要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过：“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龚自珍的着作有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龚自珍全集》。

(1)“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 龚自珍突破了程朱学派按孟子“性善论”而将人性区别为“天命之论”与“气质之性”的藩篱，吸取了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建立了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他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既然人生之初，性无善无不善，因此他认为，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矣；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为尧矣，性不加菀；为桀矣，性不加枯。”这是说，人或者为尧，或者为桀，于性都无所损益，不因尧这样的明君，而其性就盛泽(菀)；也不因桀这样的暴君，而其性就枯竭，无论为尧为舜，其性并不改变，是故“尧与桀互为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绝”。因此他认为，“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狠)忌非固有”。善恶不是先天固有的。告子曾把人性比做杞柳木，把仁义比做杞柳木做成的饮器，以此论证仁义等伦理道德是后天才有的，龚自珍也同告子一样把人性比做杞柳木，并进而用杞柳木既然可被做成各种用途的器具，可见杞柳木一无所知的比喻，来形象地论证人性中没有先验的善恶，在他看来，性之本体无善无恶，而只是存在着为善或为恶的可能性。他甚至认为：“古圣帝明王，立五礼，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响善。攻劘彼为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劘性；崇为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于教耳，无功于性”。即统治者虽然使用道德与刑法两种手段耒驱使人民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为善去恶，但并不能改变人们无善无不善的本性。这个学说在当时对于批判传统的天赋道德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2)人情怀私 龚自珍专作《论私》篇，肯定“人情皆私”，认为“怀私者，古人之情也”。认定“私”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不仅如此，他还以人事比附自然，认为“私”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天有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虚，夏有凉风，冬有焕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华离，为附庸闲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成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可见，“怀私”、“有私”是天经地义的，它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永恒性。依据这个理论，龚自珍否定了封建统治者倡导的所谓“大公无私”。他认为“自私”与“大公无私”的区别，乃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他说：“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禽”不知亲疏，亦无差等，是径直无私的。人知亲疏厚薄，因此有私。龚自珍进一步指出，私不属于恶的范畴，是不能排斥，也无法排斥的。对于公私关系的处理，他认为有四种模式，即：“先私后公”：“先公后私”；“公私并举”或“公私互举”。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民等级的利益要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把自私说成是人类的天性，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3)“尊心宥情”的个性论 龚自珍从人性有私出发，驳斥了宋明理学家把“情”看作“人欲”，而列入去弃之列的观点，提出“尊心宥情”的个性论。他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是一种自然的真实的感情，它在“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这种“情”是与生俱有的，因此不仅不能去之，而且要发扬光大，以造成各种各样的人才。“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峰陵，碓者成川流，娴者成阡陌，幽者成蹊径，驶者成泷湍，险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陆，纯者成人民，……皆天地国家之所养也”。这是说，情质是构成人才的内在因素，由于人所含情质不同，故可成就具有个性的各方面人材。龚自珍对封建“哀世”禁锢和摧残个性的罪恶进行了揭露。他指出：“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戳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戳之，名亦戳之，声音笑貌亦戳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戳其心，戳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把每个人都弄成“不生不死”“百依百顺”的木头人。他的着名的《病梅馆记》以梅为喻，曲折地表达了要求摆脱封建专制桎梏，发展个性的呼声。他指出：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于是“鬻梅者”投其所好，“斫其正”，“删其密”，“锄其直”，“遏其生气”。结果，“江、浙之梅皆病。”龚自珍高声呼吁，对“病梅”应“毁其盆，悉理于地，解其缚”，以“疗之、纵之、顺之，”使梅的本性“复之全之”。这是通过谴责鬻梅者对梅的摧残来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个性摧残的罪恶，反映了个性解放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4)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把“人才”观视为实现其社会改革方案的社会动力，是他全部希望所在。人才观在他的思想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呼吁：“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又说：“自珍少读历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民而已”。所谓人才，是有胸肝、有见识，有是非感的人，也包括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劳动者。这种人如果身居高位，就能“感慨激奋”，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除弊图新；如果身居下位，没有权力，也能“感慨激奋”，凭借着强烈的是非感大造舆论，指陈时弊，倡导改革。与“人才”对立的是“庸才”。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龚自珍认为，国家的治乱和朝代的兴衰都取决于是否有“人才”。他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在他所生活的“衰世”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要振兴“衰世”，必须依靠人才。如何造就和培养人才?龚自珍认为：“各固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正如在自然界中，山川之气能够孕育出各种材物一样。要造就人才，最重要的是解除人们的束缚，去掉“一切琐屑牵扯之术”。就象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一样，对于这些古之所谓神技者，硬要给以束缚，“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者皆病。”那么，再好的人才也会被扼杀。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5)天地人所造 龚自珍把人才看作是实现改革的动力，决定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这种看法驱使他进一步去探索世界的究竟，从而提出“天地人所造”的命题，从哲学的高度来推崇自我，来强调人的作用。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他把“众人”与“圣人”对立起来，把作为“众人之宰”的“我”与“道”、“极”对立起来。世界的本源不是“道”、“极”，而是“我”。人人都有一个“我”，即主观精神，世界就是无数“我”的主观创造。他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这就是说，“我”是万能的，具有光和力、理和气，能创造一切。从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到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生活的言语伦纪都是由众人的主观精神造成的。是“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既然世界是由众人的主观精神所造成，那么，众人的主观精神参差不齐，有智愚、强弱、美丑等不同，是否因众人主观精神的不同而有着相应不同的世界呢?龚自珍说：“十方、三世，所有微尘非他，知见而已矣。自佛知见，乃至地狱知见，皆遍一切处。汝开饿鬼知见，鬼法界遍一切处；开畜生知见，畜生法界遍一切处，开地狱知见，地狱法界遍一切处。”世界是多重的，随着人们“知见”高低的不同而分成相应不同的等级，有什么样的“知见”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尽管如此，这个世界仍然是统一的。他比喻说：“如大地、山河、城土、人民、国邑，有一国王出生东方，合南西北三方人士以为我臣，名为大东；此三方者，全土隶东无有遗者。又有国王，出生南方，其北西东全土隶附、名曰大南，亦复如是。而此四方东西北南，各各平等，各各不动，亦复如是。”就是说，人们凭借着“知见”把世界统一起来，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我”即精神性。龚自珍把“我”作为世界的本源提出来，使他的人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意志论色彩。

(6)人心者世俗之本 龚自珍从“天地我所造”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他说：“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决定着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决定着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命运。人心坏，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所以，要改造客观世界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从改造人心入手。“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龚自珍在强调“人心”的同时，非常强调“王心”，即统治者的主观精神，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受统治者的主观精神所支配。他说：“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所以，他对于当时黑暗腐朽的“衰世”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批判，并看到了世俗人心的向背对一个政权的作用。但由于他夸大了人心的作用，以至把社会的治乱都归结为精神的原因，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泥潭。

(7)“知耻振邦”的廉耻观 “廉”与“耻”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规范。生活在近代社会的龚自珍则给这个古老的概念注入新的内容。他把西方殖民者对中华民族的欺凌视为最大的耻辱，把国人不知反抗心甘情愿忍受这种欺凌视为最大耻辱。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是说，只有士大夫知耻而不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才能保证国家不受辱；倘若士大夫不知耻，就会使国家和民族蒙受最大的耻辱。龚自珍还指出：“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这里，他将官僚统治阶层的“无耻”视为直接“辱国”、“辱社稷”，特别强调了“士知有耻”的重要性。龚自珍还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当时士风卑下的原因。他认为，过去的统治者，往往是以天下正直之士为仇，想方设法剥弃其廉耻之心，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高居于万民之上，“一身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可见，扼杀臣民的廉耻，乃是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龚自珍大声呼吁，要改变“衰世”，必须“以教之耻为先”，并提倡“大端大礼，不卑不亢”的气节和风度。这种廉耻观，反映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复兴民族的要求。

(8)“大不相齐丧天下”的利益观 龚自珍在试图从经济领域探求朝代兴衰的原因时，提出了他的利益观。在他看来，一个朝代的兴起，土地分配一定比较均匀，如帝王取一盂，大臣取一勺，众民取一卮，大体相齐。到了这个朝代衰败时，土地高度集中，贫富相距越来越大，这个朝代便会灭亡。他说：“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这是说，穷富相差越大，国家灭亡愈速，这几乎是有史以来治乱兴亡的规律。在他看来，“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经济上的分配不均是导至人心思变的重要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自珍把这个道理视为“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据此他提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社会理想，即要做到大体平均，贫富相距不太大。他设想的办法是“挹彼注此”，进行调剂。即按宗法授田。他认为这可以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可以吸收无地的困民成为佃户，从事生产，靠人们的智慧、力量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使农业生产发展，田赋增加，国基巩固，达到修家园，保家族，捍国家，无灾祸的太平盛世。他的这种思路，即从利益机制寻找朝代兴衰的原因，是很可贵的，但是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旧时代，这种设想只能是空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