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00页（1687字）

【生卒】：1802—1889

【介绍】：

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原名鏊，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芝生。道光年间中举人。1853年太平天国军攻克南京，不及逃跑，留城中九个月，对太平天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后逃至皖南绩溪，居山间五年，读书、写作、讲学。又入胡林翼幕府，并结织曾国藩，为曾、胡所赏识。他曾直接参与制定进攻太平天国的军事计划，是曾、胡的重要谋士。1885年，授国子监助教衔。他认为，当时广大人民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受儒家仁义道德学说的影响，对人民太“宽厚”了。“天下大乱”是“笃信孔子之祸也”。因此，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猛烈抨击，极力宣扬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以法代儒。他的一些人学思想，影响不大，但有其特殊性。其着述甚富，已刊者有《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乙丙日记》等。

(1)“人性自私”的性恶论 汪士铎论及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争论时认为，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分于善不善”等观点基本是对的。只是由于“告子讷不能辩”，未能把道理讲透。而孟子对告子的驳斥，则完全是强词夺理，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汪士铎在发挥告子学说的同时，又吸取了荀子、韩非的性恶论。他认为“食、色、名、利(原注：我也)、爱、恶(原注：是非)七者”是性。仁义、知，只是一种缘饰之称；礼与信均是后起者(即后天的)，孝与悌，只是一种教化之辞。爱由亲疏起，并非爱其父母。乳而争、食而争，推梨让枣者少，故不敬其兄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生之次曰，知索乳，食也。知戏则喜妍，色也。誉之则笑，名也。与之则喜、夺之则怒，利也，即私己也。笑，其爱也；啼，其恶也；知誉否，是非也；此天性也”。由此可见，仁、义、礼、信、孝，并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而追求食色，争夺名利，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才是人的天性。这样，汪士铎便由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论而陷入另外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其实质乃是强调封建统治者不应被儒家鼓吹的“仁爱”“仁政”冲昏头脑，应以暴力镇压农民的反抗，实行封建主义专制。

(2)“人多祸乱”的人口论 汪士铎认为，当时中国所以农民起来造反，天下大乱，其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人多，“地不足养”，便造成普遍的贫穷。所以，要消除祸乱就必须大大减少中国的人口。他说，“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人足”。他又指出，中国人口所以多，是由于“女人多”，“女多，故生之多，而生祸乱”，“世上女人多”，是祸乱的总根源。所以，要减少人口，就必须大大减少妇女人数。汪士铎的人口论，注意到人口与经济二者发展的一定关系，要求限制人口的增长，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他把人口多的原因，归结为“女人多”，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说法，这反映出他的封建主义思想。他的人口论也是与其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反动性。

(3)“造人机器”的妇女观 汪士铎从其人口论出发，提出一套极端反动的妇女理论。他认为妇女是“造人机器”，要使人口减少，首先要减少妇女的人口，其具体办法为：一、控制和减少妇女的出生。主张“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行溺女之赏”。同时还要增加妇女的赋税，“家有两女者倍其赋”，“贫户不准生女”等。二、鼓励和提倡女子不婚，严禁寡妇再嫁。“广清节堂”、“广女尼寺、童贞女院”；“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等。三、要求女子早死。“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曰夭，二十以内死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映，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男子五十内曰夭，六十曰正，七十曰福，八十曰寿，九十曰祥，百年曰大庆”。汪士铎的这套妇女观，是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是十九世纪中国封建主义穷途末路上的思想畸形儿，同时也是中国人学史上的一个黑暗点。它不仅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它只能反映那一时代地主阶级思想家中的一部分人，在思想理论上的贫乏、堕落与政治上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