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01页（3209字）
【生卒】：1811—1872
【介绍】：
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长人。5岁开始读五经，学习时文括帖。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致翰林院庶吉士。1843年迁升翰林院侍讲官，并出任四川省正考官和文渊阁校理。1849年后，先后作过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是一名受清王朝重用的汉族高级官吏。咸丰、同治年间，奉清廷之命，组织地主武装“团练”，残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2年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后又奉命“剿捻”，出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哲学上主要继承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和研究人学，提出“穷通由天作主”，强调“天命”的至高无上；主张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明人性本善；要求“力去人欲，以存天理”，为镇压农民起义制造理论根据，等等，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与思想文化上的腐朽没落性。他的论着编有《曾文正公全集》。
(1)穷通由天作主 曾国藩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天命观，把自然之天说成是能主宰人世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因此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天命诚足畏”、“人之生死，有命存焉”等一系列天命论的命题和观点。他在湘军中极力灌输这种天命思想，以驱使广大士兵心甘情愿地去为他卖命。同时，他还把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说成是“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用天命论为中国封建势力对外屈膝投降作辩护。
(2)人性本善 曾国藩继承程朱理学将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性以成形”，所以“人性本善”。但是由于各人所禀赋之气的清浊、厚薄不一，后天又时时为“物欲所蔽”，结果先天善良的本性就不断丧失。所以，人们必须自觉修养，以恢复先天的善性，即“复性”。他说：“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之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他高度赞扬程朱的学说，而把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成是“戕贼仁义”。曾国藩的“性善论”基本上是承袭了古人之成说，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反映了古代思想延续到近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而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再无力创新，只能守旧而已。
(3)常人之性在于磨炼 曾国藩根据人的禀气不同，而把人分为三类，即上智、下愚、中材。“圣人者既得其全，而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毫无发累，于是曲践乎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曾氏认为，圣人之性虽为上智，但在人群中必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却是一般的“常人”。常人之性往往受“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他非常强调对“中材”的教育，“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因此他认为，“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而现实的人具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都是由于后天的影响，即“习而之善”或“习而之不善”。为了避免人的“不善”，必须加强修养，即“磨炼”、“勉强”。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又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
(4)力去人欲以存天理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战争轰轰烈烈影响全国的时代。在他看来，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人欲”横行，人心陷溺，道德沦丧。所以，他继承和发扬朱熹关于理、欲的观点，主张“力去人欲、以存天理”。他所谓天理，是“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封建的纲常名教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神圣准则。所谓“人欲”，指一切与封建常纲相违背的言行。他特别指出，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起义农民是“人欲横流”的“刁民”，而“刁民不必爱”。进而把他自己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为解释为“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压乱之天心”，是“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可见，曾国藩的天理人欲之辩，比宋明理学更具有政治压迫性，它成为近代地主阶级维持其政权的理论工具。
(5)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曾国藩认为，要想整顿当时混乱的社会，就要正人心。要正人心，首先必须整顿封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因此他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即从整顿统治者的道德入手，进而用封建道德来治理人民，治理国家。其所谓礼包括诚、忠、勤、敬、恕、廉、俭、谨、信、谦、慎等诸道德范畴，其中最主要的是诚、忠、勤、恕。所谓忠，即“尽心”。他说：“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其最高境界是不藏丝毫“巧伪”，“能剖心肝以奉至尊”。所谓勤，是在“尽吾心”的基础上“竭吾力”，即为尽忠而作最大努力。“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强，惰则败”。所谓恕，是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关系的准则。基本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诚，基本要求是不欺。“诚者，不欺者也”。诚乃是进德、作事、立功的根本。“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人只要有一颗“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曾国藩提倡这一套学说的目的在于整顿统治阶级内部的道德，增强统治集团自身的凝聚力，以便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强化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
(6)“徐图自强”论 曾国藩在强调整顿道德的基础上，提出“自立自强”说，企图以此振奋统治者的精神，加强统治者的意志。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立不拔”。又说：“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当他弟弟曾国荃屡败于太平军而怨恨“运气不好”时，他写信说：“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前。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受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提倡一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但是，就曾国藩来说，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往往是用来鼓励统治者的作为，同时亦带有一种吹涨主观精神作用的倾向。
(7)“贤且智”的圣贤史观 曾国藩从“人分三类”的人性论观点出发，特别强调上智的圣人对整顿道德，端正人心，转移风气，起着极其重要的提倡和示范作用。在他看来，国家政治的好坏，社会风俗的厚薄，都来自少数圣人的提倡与力行。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在他看来，少数“贤且智”的在上位者，其“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对社会和百姓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上位者必须“有德”，“必须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曾国藩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传统儒家圣贤史观的继承，同时也强调封建社会治国之才的标准乃在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