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09页（9010字）

【生卒】：1866—1925

【介绍】：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因各孙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翠埻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时随哥哥孙眉到檀香山，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1883年至1885年间，先后就读于香港拔翠书室、皇仁书院。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立志“倾覆清廷，创造民国”。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院学习，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附设西医书院。1892年夏毕业，开始在澳门行医。这期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感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遂开始结识不满清朝统治的爱国青年，从事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1893年冬，邀集同伴秘密酝酿成立革命团体。次年，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主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为了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他多次策划和领导革命武装起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最终通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开创“中华民国”的历史。二月辞职，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举为理事长，并领导“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1917年至1919年，写成《心理建设》，总结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十月革命以后，他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以及《三民主义》着作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而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孙中山在自然观上具有二元论的倾向，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这种哲学观点直接影响了他的人学思想。如他提出“生元说”，认为“生元”是产生生命的基础，同时，又赋予“生元”以精神的因素；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提出了系统的民生、民权、民族理论，同时，又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学说揉进三民主义的纲领之内；他还提出了“替众人服务”的价值观以及“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是相一致的。孙中山的人学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较完整的人学思想体系。主要着作有《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

(1)人类以互助为原则 孙中山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把宇宙的进化过程具体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并特别叙述了人类进化的状况和原则。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互助不仅是人类进化区别于物种进化的原则，而且是人类继续进化的动力。他说：“人类进化之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他进一步把能否遵循互助原则作为人类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认为“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然而，现实社会中到处都存在着尔虞我诈、相互争夺、彼此残杀的现象。他解释道：“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他相信，“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问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遵循互助的原则向前发展是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

(2)“生元”说的生命观 孙中山用“生元”即细胞作为生命构成的基础，用以说明生命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世界进化的第二期是物种的进化，即生命的进化。“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汰，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所谓“生元”是“生物之元子”，即细胞。他说：“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他接受了当时关于细胞学说上流行的形而上学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和堆积。认为人体为“生元所构造之国家”，“生元之依人身为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这样，就把细胞看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同整个机体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有机体不过是细胞的简单“结聚”，而机体的复杂活动不过是细胞特性的机械总和。细胞既然是一切生物的“元子”，便具备了生命形态的全部特性，人体的一切机能，包括知觉、意识、思维能力等等，都是细胞固有属性的表现。他说：“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又说：“身内饮食机关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机关自为之也，乃身内生元为之司理者也”。他又用中国传统的所谓“良知良能”来比附生元，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科学的。他的生命发展观上的二元论与其自然观的二元论是一致的。

(3)人分三系说 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感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然而，他把人分成三类，始终不能相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把人类进化的过程，依据知和行的先后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的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与此相适应，将人类分为“三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不知不觉者即实行者”。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人类文明便会不断前进。孙中山“人分三系”的理论，实际受到中国人学史上“性三品”说的影响，从而构成其人学理论的基础，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人学理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关系。

(4)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 孙中山把“民生”视为人民求生存的问题。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说明，民生问题是在近代，即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认为，人类天然形体不完全，生来没有羽，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养生，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鱼猎兽，才可以有鱼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做工才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都很辛苦勤劳。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这样，便产生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一产生，便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又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他认为，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即用“单一地价税”和“土地国有”的办法，消灭封建的土地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即将铁路、矿山以及具有独立性的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对私人资本征收累进税，防止私人垄断。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实质上，孙中山的民生观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5)“民权”说 孙中山认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就是人民参加管理政事。他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说明，民权是在近代发生的。人类要生存，需要解决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所谓保就是自卫，养就是觅食。人们解决这两件事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使人类历史的进化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力，而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现在是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便发生民权问题。他针对当时某些人认为中国不适宜使用民权的观点指出：“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他又规定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为：“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端，所以，赋予他的民权学说许多社会主义的色彩。他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6)平等观 孙中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并将其融入到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他认为，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孙中山赞成西方平等的学说，却不同意“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观点。指出：“推溯民权的来源，自人类初生几百万年以前推到近来民权萌芽时代，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他列举了大量自然界的例子，说明自然界是没有平等的，“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国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他由此提出不平等有“天生的”与“人为的”两种，进而肯定了“天生的”不平等，要用革命消灭“人为的”不平等。他说：“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又说：“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革命不是要去消灭“天生的不平等”，而是要去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说：“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他还预见到，随着人类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在“聪明才力”上的不平等将日益缩小，趋向相对的平等。他说：“天之生人虽然有聪明才力的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类当努力进行者。但是要达到这个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要调和三种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神”。可见，这是发扬为人服务的道德心，在道义上、人格上达到的人人平等。

(7)自由观 孙中山把自由和平等看得同样重要。他认为，欧洲各国从前革命，人民为争平等和争自由，都是一样的出力，一样的牺牲，所以他们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样的重大。更有许多人以为要能够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无从实现自由。在他看来，“自由和民权是同时发达的”。民权来源于争自由。“最初欧美人民牺牲性命，本来是为争自由，争自由的结果，才得到民权。”那么，什么是自由?孙中山说：“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内，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它的意思与中国词“放荡不羁”意思相类似。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欧洲没有自由，而中国是自由太多才导致许多混乱。他说：“欧洲以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他进而谈到，把自由应用于个人与国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他认为，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又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大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这种自由观是孙中山既要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又摆脱不了资产阶级局限性的产物。

(8)人性进化与改造论 孙中山认为，人来源于动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兽性，那么，人性便有善有恶，需要不断改造。他在《国民应以人格救国》一文中说：“……人的本源便是动物所赋的天性，便有多少动物性质。换一句话说，就是人本来是兽，所以带有多少兽性，人性很少。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孙中山用“兽性”和“人性”之不同，区别动物和人，认为人类道德的进化是在减少“兽性”，增加“人性”。这就肯定人性是进化发展的。他认为人性是由“兽性”演化来的，所以人类形成的初期，既有“人性”，也有“兽性”，就是说，人性有善有恶，而恶性是“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的，所以人性必须改造。所谓改造人性，就是“消灭兽性，发生神性”，这不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由天演而至人为”的过程。孙中山特别强调在改造人性过程中，“人为”的作用。如他多次提到加强对革命党人和革命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提高其应战能力。他还说，乡村的穷孩子，“如果能够读书，或者也可成圣贤，也可以造就成很好的人才”。人“能够变好的缘故，多半是由于学习”。孙中山又进一步从反面说，有的人变坏，成为不道德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说：人“每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因为这个缘故，人类中常发生许多乱臣贼子，自相残杀”。所以，孙中山十分重视人心的改造，把它当作革命能否成功的大问题。这里面含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9)“忠孝仁爱”的道德观 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生存、发展、强盛，除了要有强大的武力，先进的科学技术，还需要有“好的道德”。所谓“好的道德”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近代中国之所以日益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丢掉了中国固有的道德。何谓中国固有的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所谓“忠”，“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过去讲“忠”，是“忠君”，忠于一人；现在讲“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所以“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对于“孝”，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他特别指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关于“仁爱”。孙中山认为，“仁爱”就是“博爱”。他说：“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关于“信义”。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朋友和邻国是讲“信义”的，说话算数，不怕自己吃亏，这比“外国人好得多”。世界列强，既不守“信”，又不讲“义”，欺软怕硬，“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所以，“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关于“和平”。他特别称颂道：“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在列强争霸，战火叠起的年代，爱“和平”就显得更加可贵。总之，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的道德观，是借鉴了中国固有道德的范畴，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赋予以新的思想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为实施三民主义政纲服务的。

(10)我死则国生的生死观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大力提倡为革命奋斗、牺牲，“我死则国生”的革命的生死观。他认为：“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中国尚处于艰难的革命时代，更要努力奋斗，奋斗是革命党人义不容辞的天职。要奋斗就必然有牺牲。革命一日不成功，牺牲便一天没有停止。革命的胜利，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辛亥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一般先烈自己能够牺牲”。“能够为主义去牺牲”，是每一个革命党人应该具备的高尚精神和品格。他认为，人“莫不有一死”，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对于人类来说，“有比生命还要贵重”的东西，就是“真理和名誉”。所以，每一个革命党人都要“看破生死关头”，树立“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的精神，“我死则国生”，以个人的牺牲换取中国的富强，全国人民的幸福。要“以死为乐”，“视死如归”。孙中山的生死观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1)“替众人服务”的价值观 孙中山针对辛亥革命后，一部分革命党人经不住失败的考验，革命意志涣散，消极颓废，甚至蜕化变质，叛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一再提倡“替众人服务”。他指出：“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他认为，做官不是为了发财、营私、作威作福。一切官吏，“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他提出“替众人服务”是新时代崇高的新道德。他说：“古时极有聪明能干的人，多是用他的聪明才力，去欺负无聪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专制和各种不平等的阶级。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道德的新潮流。”

(12)“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所谓“天下为公”，“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由全体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他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但没有成为实事。历史发展到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才算是无上的政体”。他把“公天下”与“家天下”作了区别。“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由此便肯定，“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做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天下为公”表现在道德上，“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他提出，要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他确信“文明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天下”的社会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他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皆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已日加速，最后三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不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