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22页（5331字）

【生卒】：1879—1942

【介绍】：

中国现代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乾生，因故乡有独秀山，故改名独秀。字仲甫，别号实庵，曾使用由己、陈仲、陈仲子等笔名。安徽怀宁县人。少习旧学，光绪二十二年中秀才，后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15年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冬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夕，表示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转变。同年8月，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书记，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革命后期犯有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此后，他拒绝改正错误，并从事分裂共产党的托派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选为总书记。1932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出狱以后，他开始反对托派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晚年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党前后，是他思想发展的顶峰。这时期，他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从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批判已经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提出新的人生行为准则和判断人生的价值标准，号召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的人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新青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人生真义》、《敬告青年》、《我之爱国主义》、《自杀论》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皆收入《独秀文存》。

(1)个人本位说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时，试图通过东西民族的比较，寻找导致两个社会出现差异的道德伦理根源。他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这是东西民族的根本区别。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西洋民族“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中国社会的根本弊病在于它“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使人们“以己从人”，变为家长的奴隶。中国社会要谋发展，就要抛弃“家族本位”，承认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建立“个人本位主义”。他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他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与此截然相反。是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效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庭，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这种“家庭本位主义”必然导致四大恶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他断言，中国和东方要振兴，致富强，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2)论人生价值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以朝气蓬勃的“初春”、“朝阳”比喻青年，并提出判断人生价值的六条标准。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年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呢?他提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每个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要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做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中国有句“恒言”，不进则退。“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如果遵从旧制，“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人生在世，竞争不可避免，一息尚存，就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除万难而前进，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在交通日益发达的时代，“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所以，“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人心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艺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而封建名教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水无宁日。”“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所谓科学是“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所谓想象是“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他例举了不懂科学的种种弊端，结论是，“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3)论人生行为准则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危机，在于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所以，“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据此，他提出了新的人生行为准则。一曰勤。在生产三要素中，人力是最重大的生产要素。一个社会的人力充足发达，这个社会的经济力必然强盛；一个人的人力充足发达，这个人的生计必不至匮乏。“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堕。”所以要珍惜时间，勤于劳作。二曰俭。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奢以伤廉，堕落人格；自国家社会言之，崇尚奢侈，国力虚耗。他主张：“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三曰廉。“金钱罪恶，万方同慨。”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只要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四曰洁。一方面是外观之洁，即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内心之洁，要克服数千年的专制政治所造成的人心种种不洁，自食其力，勇于创业；五曰诚。“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他主张：“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六曰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在陈独秀看来，以上六条行为准则，实救国之要道。”如果人人遵循六条准则行事，国家便会立于不亡之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4)论人生真义 陈独秀指出，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人生在世，究竟为什么”的问题。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就太无意思了。他例举历史上宗教各派、哲学各派以及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并提出批评。在他看来，现在时代的人所理解的人生意义是：(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五)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六)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七)人生幸福，是人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期自然所能成就的。(八)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九)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他得出的结论是：“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5)“善恶并存”的人性论 陈独秀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去评判人性。他认为，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和别的动物一样，本性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所谓善的方面，如创造的冲动，利他心，互助的本能，同情心，爱慕心，哀哭的本能等等。所谓恶的方面，如占有的冲动，利己心，掠夺的本能，残忍心，嫉妒心，嗔忿的本能等等。他特别强调，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其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目前，人类正处在进化途中，恶性有减少的可能，善性有发展的倾向。

(6)论幸福 陈独秀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认为“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但是，幸福与财富并不等同，要寻求幸福，必须处理好快乐与痛苦、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以个人发财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他指出：“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在他看来，发财、做官、享幸福三者皆非恶事，但是“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他主张人生幸福应该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

(7)尊现实则人治兴 陈独秀针对历史上诸多学说对人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而这些态度都存在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了“尊现实”的人生态度。他认为：“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死生相续，理无可逃；惟物质遗之子孙(原子不灭)，精神传之历史(种性不灭)；个体之生命无连续，全体之生命无断灭；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所以，“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他认为，这种“尊现实”的人生态度，是近世欧洲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磅礴而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

(8)人性与兽性并存论 陈独秀认为，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在人身上，同时存在人性与兽性。强大的民族，则人性与兽性同时发展。否则，或者独尊人性，兽性全失；或者仅保兽性，全无人性，皆堕落衰亡之民族。所谓兽性的特长在于：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就当时的世界来看，晰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日本称霸亚洲，根本原因在于有此兽性。反观中国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穹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他呼吁，“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成为人性与兽性皆发达之强人，以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陈独秀此处所谓兽性，是指人的强健性，但也可反映其思想理论混乱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