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613页（7953字）

(1)人学思想及其特征 刘少奇(1898．11．24——1969．11．12)，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生于湖南宁乡县。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共。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参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皖南事变后，曾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回延安，任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建国后曾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大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等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文革”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刘少奇论及人和人生的着作主要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7)、《论党内斗争》(1941)、《论党》(1945)、《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1948)、《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1950)、《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提倡节育》(1954)、《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1956)、《八大政治报告》(1956)、《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我们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等。刘少奇的人学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他丰富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内容，对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态度，共产党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人民利益关系时道德要求等都作了十分丰富的闸发。他强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负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和最高价值标准。他强调劳动光荣，认为只要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任何方式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有前途的、光荣的。第二，他丰富了毛泽东人学思想宝库中关于“人的改造”、“人的解放”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改造、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独树一帜。此外，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领导干部如何通过自己的思想修养来防止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提出了富有创建的见解。他把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视为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为了引起全党同志对官僚主义危害性的认识，就是为了提高全党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自觉性和决心。另外，他还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途径，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第三，他总结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就党内斗争如何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原则，如何正确贯彻无产阶级人生观和如何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道德水平作了深刻的闸发。他对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宁“左”勿右，以为“左”比“右”好的认识和做法进行了批判，他对党内无原则的斗争也进行了批判，提出要用对革命对党对同志最严肃负责的实事求是态度来进行党内斗争，要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进行党内斗争，要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说理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第四，他还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第五，他研究了人的积极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制约和影响人的积极性发挥的诸因素进行了探讨，对如何发挥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克服盲目的积极性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阐述。总而言之，刘少奇的人学思想，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他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人学思想宝库。

(2)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刘少奇关于人的改造思想中最主要、最有特色的一部分。1939年7月他以此为题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演讲。对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修养的标准、方法和途径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他首先指出，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担当者和推动者。因此，共产党员的严格修养意识是由历史使命规定的。而当时我党的状况是，某些党员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它严重地违背了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因此，在党员中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刘少奇还提出了修养的实质，他说：“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的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所以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共产党员心目中只有党的利益，而没有离党而独立的个人打算，这样，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党要求党员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但并不是要抹杀党员的个人利益，消灭党员的个性，而是在一切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的利益，根据党的利益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他指出，一个好的党员必须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必须从眼前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们来开始工作，否则就是空想。刘少奇还指明了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他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决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产生优秀道德品质的源泉，是道德修养的目的，也是检验道德修养客观效果的标志和推动人们的道德修养不断发展的动力，只有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错误的东西，才能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道德品质。此外，他还号召党员努力学习、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联系实际，在运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中，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

(3)共产党人的道德要求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以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为根本、核心，对共产党人的道德要求作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利益，这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行为准则。为此，共产党人，第一，必须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的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第二，他没有任何私心，无所畏惧，永远不怕真理，能够逆潮流地勇敢地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第三，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第四，他最诚恳、坦白。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除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然。他还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不畏惧别人批评，也能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第五，他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善于自处，没有必要卑躬屈节地去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爱护自己，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但是，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决不把困难推给人家。总之共产党人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

(4)党内斗争 刘少奇1941年7月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正确阐述了党内斗争问题。他认为党内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由于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包围之中。这些非无产阶级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理论、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因此，同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影响与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从“左”、右两方面影响党的。因此，我们必须既反右倾，又反左倾。他认为，这种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他认为我党从一建立起就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但由于片面地、机械地理解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为党要高度集中，就否定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党内和平；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员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甚至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党内斗争上的“左”倾错误，其主要表现为：(一)经常开斗争会。其目的不是为了检讨思想政治问题，而是为了打击同志，对人不对事。(二)把党内的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对同志故意搜集缺点、无限夸大，把局部的言行说成全部。不从思想、原则上去克服党内分歧，而是用对党员的打击，惩办来达到党内的统，以“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不允许被打击的同志有任何申辩。(三)混淆斗争的性质，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同志。这些过火的斗争方式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后果，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及其反面的自由主义，影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阻碍了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助长了宗派主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给党带来很大损失。刘少奇提出：党内斗争要用对党对革命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万不能草率从事；在斗争的方式上，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简单的组织处罚，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批评要适当，过与不及都要不得。对同志要全面评价，党的政策是互相帮助、互相检讨，打击同志是剥削阶级的鞭子政策。要允许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有申诉权，禁止党内一切无原则的纠纷。

(5)劳动光荣 刘少奇人生价值观之一，他认为劳动是十分光荣的，“因为人类世界以至人类本身乃是从劳动中创造的。劳动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乃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劳动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情，劳动者应该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们”。他指出，说劳动是光荣的，这不仅仅指从事脑力劳动，而且更主要的是指从事体力劳动。他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中批评了那种口头上承认劳动光荣，实际上却鄙视具体劳动、体力劳动、农业劳动的错误。他指出这种人“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也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做脑力劳动者，不愿做体力劳动者”。刘少奇指出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从事体力劳动那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基本差别后，也得需要有人去种粮、织布、理发、烹饪，难道能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去做这些事是“丢人”吗?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还是“为了替个人挣得某种地位”，谋得某一前途。如果是前者，那么当干部与做农民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并没有一个贵一个贱，当掏粪工人与国家主席一样都能为人民作贡献，他们的劳动同样有价值，同样光荣，同样有前途，因为“每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有前途，每个忠于人民利益的人也都有前途”。因此，他认为，新中国的青年，不应该以不参加体力劳动为荣，不应该再是那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了，应该练好体力、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通过实际劳动的操作去体会人类劳动习惯，通过实际劳动的操作去体会人类劳动的伟大作用，增加对于劳动人民的了解和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总之，只要祖国人民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无尚光荣。

(6)实事求是需要勇气 刘少奇195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在文中指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自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办，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有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这种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其实，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为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五不怕”，就有了实事求是的勇气，就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7)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有好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思想，他认为有的同志所说的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是实事实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真有干劲的左派。而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因此，“左”右无好差之分，都应该加以反对，一句话“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

(8)人的积极性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积极性问题有过不少论述。他认为人的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实事求是的积极性是在重视条件，符合客观规律性前提下所发挥的积极性，包括在条件具备后，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实现自己的实践目的，在条件不具备时，如何经过努力去创造和改变条件。盲目的积极性则无视条件和客观规律，仅凭想当然，凭主观愿望，主观意志办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这种盲目的积极性的表现，因此这种积极性发挥得越高，那么对革命和建设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刘少奇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制约人们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和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了研究。他指出瞎指挥，脱离实际的蛮干，“强制群众去干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因此要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实事求是。他认为不能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因为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满足程度是制约群众积极性发挥的重要因素。“劳动者关心自己劳动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法则”，因此要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注重物质利益，“首先要用物质利益去促进他们的劳动，要劳动者从自己物质生活上去关心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坚决纠正了“共产风”及其它平均主义做法，肯定了包产到户、物质刺激等主张。他还对民主与人的积极性的关系作了研究。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缺乏民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只有认真地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主人翁责任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他还探讨了娱乐、休息与积极性发挥的关系，他认为“搞好娱乐、休息，就有助于人们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9)半工半读，亦工亦农 刘少奇在建国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主张，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和培养途径作了探讨。他认为根据我们的国力，我国除了发展全日制教学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半工半读教育，推广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认为这样才能尽快地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他认为通过半工半读教育，毕业生就能文能武，就是说，既能脑力劳动义能体力劳动；既能当工人、当农民，又能在科室办事，在研究机关工作，也可以当技术员。这种人同现在的工人、农民不一样，跟现在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而是一种新的人了。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在他们身上，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没有多大了，开始消灭了，他认为这种人代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方向。他提出应该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在农村的工厂，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等，都可以实行亦农亦工。城市里的有些厂可以搬到农村去办，大城市的季节工厂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农忙时叫农民回去种地，农闲时叫农民到工厂学习、做工，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