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606页（14972字）

(1)“五爱” 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关系，是个人或局部集体与祖国、与人民的关系，与劳动、与科学、与公共财物的关系，则是前两种关系的从属关系和必要的补充，这五个方面的综合，体现了个人与共产主义事业、与集体、与他人的利益关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全体国民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应该遵循“五爱”的行为规范。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下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的题词。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起草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也明确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五爱“作为全体国民的公德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高度概括了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要求，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因此，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

(2)爱祖国 毛泽东从各种爱国主义的比较中，从自己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亲身经历中，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昌盛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实践中，看到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巨大的凝聚力量、感染力量、号召力量和激励、鼓舞力量，经常以其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直至把“爱祖国”明确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更好地履行对祖国的义务，他还对这一规范作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阐述。首先他阐明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阶级性，建国初期，他根据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新中国的态度，对爱国主义作了阶级分析。他指出：爱国主义有三种，第一种是真爱国主义，第二种是假爱国主义，第三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正确地解决当时如何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还闸明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性。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民主革命时期，集中表现为“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则集中表现为努力“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要求，毛泽东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说，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把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目标，“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反对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盲目排外思想，有勇气向外国学习。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即使是长处和真正好的东西也不能一切照搬，而必须与我们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至于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他着重指出，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和事业，都达不到爱国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反对盲目崇洋。他指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都是崇洋心理作怪。为此，他借剖析京剧《法门寺》中贾桂这个奴才典型，尖锐批判了现实中的奴化思想。以上两个相辅助相成的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学习，又在学习中提高自尊心和自信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这就使爱国主义获得了时代的内容。

(3)爱劳动 中国人民有着爱劳动的传统美德，但是，当他们尚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摆脱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时，不可能不受劳动卑下，劳心者贵、劳力者贱这种陈腐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即使在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之后，也不可能立即在所有的人中清除这种影响。毛泽东把“爱劳动”规定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把劳动视为最光荣最豪迈的事业，认为不劳而获是可耻的，这是对剥削阶级劳动观的彻底否定，是劳动观的根本变革，也是价值观念的重要变革。“爱劳动”这一规范的提出，其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还有，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人们的分工不同、从事劳动的具体形式不同，还存在着三大差别，但是，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整个社会的主人，创造和享受也统一于他们一身。随着这种劳动性质的更替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观的变革，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爱劳动者光荣，好逸恶劳者可耻，便成为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在这种条件下，劳动才可能成为衡量人们道德品质的重要尺度。另外，爱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而且要消灭贫困，而治穷致富，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但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创造性劳动。如同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根据毛泽东论述，“爱劳动”这一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精神和劳动态度从事工作，把劳动看成自己的光荣职责，并在劳动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水平，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尽其所能，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4)爱科学 科学对于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把爱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国民所应遵循的社会公德之一。第一就要求人们为争取自由而掌握科学。毛泽东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要想从自然界中争得自由，就必须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不断认识和揭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从而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自己的目的。人要想从社会中获得自由，就必须学习和掌握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去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进步。第二就要求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人们应该具备的基本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因为任何善的行为都是与真理相符合，恶的行为则违背真理，坚持科学的态度，就是坚持真理。因此，人们应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无所畏惧，为真理而斗争。

(5)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在“革命的集体主义”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用以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他说：应当“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毛泽东认为，国家利益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体现，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没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又高于集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必须首先把国家利益亦即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此为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论十大关系》在讲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方针时说：集体对国家而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就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既要鼓励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在生产和分配上正确处理国家、合作社、农民这三方面关系的改革。总之，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根本条件和保证，集体主义原则要求保护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否定这种利益。当然，由于个人、集体、国家这三方面的利益既有统一性，又有独立性，是统一性的和独立性的对立统一。因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情况是有的，这时，集体主义原则就要求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

(6)人的自由 毛泽东在马恩列关于科学自由观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自由的实质、根本前提和实现途径，从而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绝对意志自由论，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无所作为的宿命论。毛泽东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然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在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其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人们只能盲目地受规律支配，只能成为必然性的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必然王国”，因此，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摆脱客观规律而任意行事，而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不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当然，认识必然性仅仅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拿了这种对必然的认识，并利用这些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并达到预期效果时，才是真正的自由，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说，人们对客观必然性的观念掌握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前提条件，那么，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自由生成的基础和根本途径，因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根据这种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都是统一于实践过程，不投入生动的实践活动，既无法认识必然，也无从改造世界。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可见，每一自由的实现，都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是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终结，由于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过程没有完结，因此，“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地要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人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实现自由是有限度的，“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但是“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们总是在成功和失败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逐渐减少盲目性，扩大行动的自由度，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无限发展中不断地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

(7)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提倡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革命口号是1965年7月14日，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某部班长王杰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为了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安危，毅然扑到炸药包上壮烈牺牲。同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精神。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人民的事业、为革命的彻底胜利甘于吃苦、勇于献身的高贵品德和高尚情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苦乐观、生死观的集中概括。这种精神哺育了一代义一代的共产主义新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和尊重科学、关心爱护群众统一起来，反对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蛮干行为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

(8)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在全面地继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时，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提出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口号。这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1941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书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1958年10月6日在他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的文告中说：“为了人道主义”，暂定炮击。毛泽东直接使用“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多，但其思想内容却很丰富。实质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革命人道主义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人道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口号，毛泽东历来对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给以关心和支持。他说：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着名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在以后几年，又先后发表了类似的反法西斯暴行、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恐怖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声明，给世界各地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以人道主义的援助。第二，革命人道主义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来说，就是要把他们当作人，尊重其人格，给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毛泽东在为我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不虐待俘虏”的条款。建国后，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指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严禁滥捕滥杀。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又规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等方针，他对杀人一贯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他说：“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他曾严历批判虐待在押犯人的非人道行为，他认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们的政权被推翻后，只要他们不搞破坏和颠覆活动，也给他们以工作，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新人。这既是一种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需要，当然也体现了一种真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第三，在革命队伍里，在人民内部，革命人道主义又应成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条道德法则，这一准则要求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都没有蔑视或侮辱他人人格的权利，因此“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即使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也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诚恳、坦白、与人为善。

(9)又红又专 毛泽东在50年代向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的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技术关系的一个号召。红，指正确的政治观点；专，指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红又专，体现正确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统一，二者不可缺一。毛泽东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等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红又专的号召，曾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成长，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10)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1956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但1957年3月，毛泽东改变了这个结论，他提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月30日，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更为具体地对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判断：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来说，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争取使其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反右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激烈。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把知识分子明确列入资产阶级。同年4月，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已经消灭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由此，毛泽东不仅改变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而且也改变了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开创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先例。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到“文革”时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分析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根源。

(1 1)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 毛泽东从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结论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必然会作出错误的估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承担着继承发展社会科学文化的特殊任务，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的劳动的社会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然而，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不但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还提出知识分子的劳动(包括科学与教育)不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非生产者的概念，从面认为，没有工人和农民养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什么社会产品也创造不出来。在稍后7月份在上海市各界人士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要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从贬低知识分子劳动的社会意义，到把知识分子视为由工、农养活的观点，否认了精神劳动是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甚至把历史上“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这种经验作为贬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根据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在贬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同时，又把知识分子视为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根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12)知识分子的改造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毛泽东人的改造理论中一个重要部分。既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导致修正主义的根源，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便势在必行。建国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一直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和方法。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充分信任、积极大胆地使用他们。而广大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克服自己的弱点，把所长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自50年代末期以后，这种“改造”的意义却逐渐发生了变化。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长期的事情。对这些知识分子，又要用他们，又要同他们斗争，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党。继反右之后的“大跃进”中，许多高校关门，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随后，又发动了“教育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拔白旗”运动。那些绝大多数属错划为“右派”的教师、科学工作者被作为“白旗”下放到农村、草原、边疆。类似的“改造”从反右后接连不断。到了“文革”则用群众政治运动形式，打倒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文章，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劳动，从而大批知识分子离城赴乡。回顾这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历程，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改造的方式由温和到激烈，由复杂到简单，改造的途径也渐由“思想改造为主”转为“体力劳动改造为主”，期望通过简单地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劳动方式以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这种改革方式的逻辑前提是：知识分子易于“变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劳动方式。因此，所谓“改造”就是改变劳动方式，参加纯粹的体力劳动。显然，这一逻辑前提又恰恰与毛泽东和多数普通民众迫切想要消灭“三大差别”的意愿相吻合，也迎合了小生产者在历史上形成的对知识阶层深深的潜在敌意情绪。任何人都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都必须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强调要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本身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分析出了偏差，导致改造方法的错误，这是应当认真反思的历史教训。

(13)党内干部的改造 毛泽东认为党内干部的思想改造具有必要性。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深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是已经得到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却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毋庸讳言，建国后，党内有些干部经不住执政党地位的考验，追求物质特权与精神特权，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变为追求享受的资本。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影响，从战争年代向和平管理时代转变，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官僚主义在党内不断滋生蔓延，成为破坏党和人民历史形成的血肉联系的主要因素，这种官僚主义最突出地表现为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有鉴于此，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国内情况，又一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迫切性，他指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基于这种考虑，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1957年进行一次以反官僚主义为主的全党整风运动，但不久为“反右”运动所取代。与此同时，在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局势巨大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从一个新的角度开始认识党内特权意识与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并把它与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相联系。1958年8月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如等级制，马克思所说的平等、民主的思想尚未得到实现。他认为工资制的建立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其结果是干部的革命意志衰退，脱离群众，不愿意继续革命。1959年底，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指出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有利。1965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现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并认为只有这样，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才能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实现党员干部及一切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才能“反修防修”。可见，建国后，毛泽东关于党内干部的改造的必要性和方法、途径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从反官僚主义到反修正主义，从采用整风、思想教育办法为主到运用群众政治运动的方法，反映了毛泽东在建国后“左”倾思想发展的轨迹，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虽不乏正确的个别论点，但更多的是矛盾、是脱离实际的判断。

(14)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标准是又红又专。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统一，是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统帅。为了达到“红”，毛泽东要求人们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到了60年代中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具体设想并试图付诸实践。他在1966年发出的《五·七指示》中提议先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然后推及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推及全国。在“大学校”内部，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亿万共产主义新人”。为了使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下一代新人的培养和造就。他亲自制定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使新的一代茁壮成长，以不致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在“和平演变”中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者和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特别强调要把青年学生放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去锻炼，以致在自己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想让广大青少年“经风雨、见世面”，接受“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洗礼，以成为能保持旺盛无产阶级斗志、能“斗私批修”的新一代。但适得其反的是，他这种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人为的成份过多，操之过急的改造，只是收到了“欲速则不达”之效，其可悲的结局是在人际关系恶化和私欲横流中，导致了整整一代人的荒废，从而也导致对人的改造同对社会的改造和对自然改造的脱节。

(15)对敌人的改造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反动阶级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在它灭亡之前，决不肯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以后，便“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建国后，毛泽东屡次指出“反革命可不可以改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对于反对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就是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为新人”。对敌人实行改造，这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博大胸襟，解放全人类，也解放自己过去的敌人。

(16)人的幸福 毛泽东提出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无不向往和追求幸福，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但是共产党人反对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人认为，他人的幸福、人民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和保证，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时不得不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由于这种牺牲浇灌了人民的幸福之花，所以，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这种牺牲本身也是幸福的。幸福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首先，幸福是同一定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劳动人民之所以在私有制社会陷入痛苦的深渊首先就在于剥削和压迫制度剥夺了他们获得幸福的物质手段。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仅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能够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精神生活。因此，毛泽东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幸福观与资产阶级幸福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在于这种享受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以及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获得的，还是坐享其成，以占有他人劳动为手段。其次，共产党人更强调充实、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为了创造新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枷锁，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全部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幸福的最高层次，如不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为动力，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贪图小利，思想空虚，在困难挫折面前悲观失望，以至颓废堕落。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一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本书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人应当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者则应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无异于动物，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幸福观的灵魂和核心。最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幸福就存在于为创造人民群众幸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进行的斗争和劳动实践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实践，只要与人民的幸福相联系，只要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都是幸福。幸福在于贡献不在于索取，一句话，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实践生活就是幸福。

(17)人的价值 毛泽东从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出发，阐述了人的价值根据，人的价值的本质特征，提高人的价值的条件和途径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认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首先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拿了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人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仅可以加速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进程，还可以创造出没有人参加永远不可能有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价值根据，亦是人的价值体现，所以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但是，正由于人的价值根源于人的实践，因此，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人们在各自的实践中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有程度上、量的区别，还有质的不同，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有进步和反动之别，因此，在改造世界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一规定具体地评价了人的价值。首先，他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指出任何人一旦离开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其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价值问题。认为没有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胜利。最后，在承认集体、人民价值的前提下，毛泽东也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他在考察个人的价值时，总是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以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对人民所做的贡献为标准的，他对孙中山、鲁迅等人的高度评价就是对他们个人价值的肯定。毛泽东还深刻地揭示了影响人的价值实现的因素，阐明了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的条件和途径。他认为人的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当然与自身的奋力追求情况亦即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人的价值实现是一种实践的社会行为，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极大地受着社会制度的制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些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的极大的绳索，是人们价值实现的巨大反向力，不改变这种制度，任凭人们怎样奋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从总体上说，人的价值主要不是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如何不断提高的问题，但也不能否定还存在着一些阻碍人们价值创造的弊端，如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传统的习惯势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和为非作歹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其中以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为最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这是损害人的价值实现的最明显表现之一。因此，在全社会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无疑是人的价值实现的理想条件。当然，在具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后，一个人的价值实现情况如何，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主观努力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了。毛泽东认为主观条件主要有：健康的体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政治素质。政治思想素质是决定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性质和方向，也是自觉进行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科学文化知识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武器和手段；健康的体魄是价值实现的物质保证，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方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极发挥自觉能动性，获得价值追求的最佳效果。

(18)人的荣辱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人的荣辱问题作了深刻阐述，要者有三：首先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其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它把履行对人民、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义务，视为无上光荣，把损害人民、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视为最大的耻辱。所以，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与高尚道德内容的完美统。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把是否符合人民、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当然，这种利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和辱的具体内容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保持荣誉的问题。他认为，荣誉和贡献密切联系着，对人民做的好事越多，贡献越大，人民赋予的荣誉越多。所以，他鼓励革命者要有强烈的荣誉感，要注意保持荣誉。为此，最根本的是“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建国初期，他向全国战斗英雄和工农兵劳动模范一再强调“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他还认为，不能把荣誉与资格、职位等同起来，资格老、职位高，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今天，更不能说明未来。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靠职位、权力、资格吃饭，而应靠正确、真理、为人民服务吃饭。任何躺在过去的功劳薄、荣誉薄居功自傲的思想，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荣誉观格格不入的，荣誉称号也不能搞终身制。真正珍视自己荣誉的人，应当把荣誉的获得作为做更大贡献的起点和动力。再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和坚持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并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对丧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专门为个人争名夺利的人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个人荣誉是以集体荣誉为保证的，没有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也就没有个人的荣誉。个人荣誉固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但这种贡献是在党和人民提供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做出来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没有集体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协作，个人就一事无成。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可见，个人荣誉是集体主义的结晶。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和“人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