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50页（4350字）

【生卒】：1133—1180

【介绍】：

南宋哲学家。

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锦竹(今四川广汉县)人，后迁居湖南衡阳。

其父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张栻以荫补承务郎，除直秘阁，除知严州，后召为吏部员外郎兼侍讲，诏特进秩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知江陵府，安抚荆湖北路。

张栻每到一处，常“问民疾苦”、“访求”当地的“利病”，改革地方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他十分注意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今属广西)为盛。

为了兴学，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不少“学记”，加以鼓吹，认为兴学其要在于“明人伦”，而“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他不但提倡兴学，而且亲身执教。

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甚众，于是开湖湘理学一派，张栻本人也被认为是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东南三贤。张栻的主要着作有：《论语解》、《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南轩答问》、《南轩文集》等。

清道光年间，其主要着作汇刻成《南轩全集》。张栻的人学思想形成于中国理学的第一次集大成的时代，因而，比较接近于朱熹，认为“明人伦”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人与万物的本原是“太极”，而他所说的“太极即理”，与程、朱思想无根本差别。在义利观上，他提出了“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的主张，显然这也与程、朱思想是一致的。

他还进而认为为人之道在于“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也”。并特别强调作为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礼”是“天之秩”，从而为封建人伦的合理性作论证。

张栻还特别主张“仁”学，并与“居敬主一”的修养论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张栻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朱熹是十分接近的。黄宗羲说：“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

(1)人与物俱本乎太极 在张栻的整个哲学思想中，“理”是最高的范畴。

他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所谓“所以然”就是指事事物物得以成立的根据。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理在事先”，说：“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可见，“理”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得以成立的根据，所以是万事万物的主宰。

张栻就是举着这个高于一切、主宰一切的“理”来说明人的本源问题的。他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生化，人与物俱本乎此者”。

“太极”就是“理”。这里，张栻与朱熹一样，也引进了“气”的概念，以“气”作为“理”与“万物”的中介体。

这样一来，活生生的人就成了“理”的奴仆，并被“理”所主宰。张栻的这个思想，为其进行遵守封建等级的说教，找来了一个超人的根据。

因为人来源于“理”，并被“理”所规定着一切可能性，因此，人只有遵守“理”(即“礼”)的规定，任何悖于“理”的言行以及思想心理活动，都是违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的，因此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2)心为万物主宰 张栻认为，心在万物中有较为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心者也，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心”是什么?张栻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显然，心、性、天虽然所取不同，但其“体”则是相同的，都是“理”。因此，张栻所说的“心为万物之主宰”不是说人有突出的作用，不是肯定人的主宰性，而是说“理”对万事万物有主宰性。

“心”只是主于“性”(“理”)的，因而“心”的主宰在本质上说是“理”的主宰。但是，这个命题的意义有时会超出自身的规定性。

因为强调“心”的主宰性，所以“心”的作用在无形中就被放大了。就这点而言，虽然违悖了张栻的本意，但是在实质上，表现出更趋向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对程朱理学的背离。朱熹曾评论说：“敬夫(张栻)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

也就是说，不论聪明之人还是愚笨之人，不是“只学得说话”，就是“依旧无着摸”。这表明张栻人学理论内部具有对正宗理学思想的背离性。

(3)五伦所以为人道 张栻说：“礼者，理也”。

又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

可见，张栻所说的“理”就是封建等级关系。张栻把这种等级关系看作是“为人之道”。

他说：“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所以为人道者，以其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为”。在张栻看来，人伦不外乎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因此，他有时又将“礼”称作“天之秩”，即“天理之所当然”。

张栻为了巩固“礼”的作用，甚至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不可移的。他说：“有得富贵之道，有得贫贱之道。盖正而获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贵者也。不正而诎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贫贱者也”。

如果谁要试图改变自己贫贱的地位，谁就违礼乱常了。张栻的所谓“人道”，在本质上就是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作论证的。

(4)为仁莫要乎克己 张栻论“仁”，从总体上看是继承了二程思想的，但也有所发展。张栻首先强调的是“仁”在封建纲常中的突出地位，认为“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

认为仁在义、礼、智等伦常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本是宋代诸儒的一般性看法。然而，张栻更进而把作为封建伦常的“仁”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与二程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他“仁”说中的独特性。他说：“克尽己私、一由于礼，斯为仁矣”。张栻认为只要去私而复礼，就是仁。

同时，张栻认为“所谓礼者，天之理也”。这样一来，复“礼”就变成了复“天理”。

他认为，只要不是“天理”便就是“己私”，所以“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既然仁在天理之中，那么为仁的关键就是“去私欲”或“克己”。

所以他说：“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也就是说，在内心真正做到克己为仁，必然大公无私，所以天性无所蔽掩，这样便可以与天地万物进行精神上的交往，做到“心”主宰万物，因而“仁”的功用也就全面发挥出来了。张栻认为，为仁的过程就是“去人欲，存天理”的过程。

张栻的“仁”学思想归根结底，是以“天理人欲”的道德为旨归的。

(5)出义则入利 在义利观上，张栻也是继承二程的思想的，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主张重义轻利。他说：“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霄壤之隔焉”。

也就是说，义与利对立而与善一致，只有讲义而去利，才是善。这个表述比程颢说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更为进了一步，不仅义利对立，而且引进了善恶道德的分析，从而与人伦联系得更紧密了。

张栻还进一步指出，利与义的对立，在本质上看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他说：“夫善者天理之分，孳孳为善者存乎此而不舍也。至于利则一己之私而已。

盖其处心积虑，惟以便利已也”。可见“善”(“义”)与“天理之公”是一致的，“利”与“一己之私”(“人欲”)是一致的。这种将“天理人欲”之辨引进“义利”之辨，就成了张栻人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在此基础上，张栻又提出了判断义与利的标准。他说：“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了。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义利之分也”。

“无所为而然者”就是本然状态，指没有人为的作用在内，就是“义”；而“有所为而然者”就是已发状态，指人为的作用在内，则是“利”。很显然，张栻的义利之辨不仅仅将未发状态，而且将已发状态全都包括在内，这样就将以往关于义利之辨的思想化为人的内心活动，从而要求人们进行内心反省，除却非分的私欲而去体认天理，从而达到合天理的要求。张栻的这种重视人的内心道德意识感形成的思想，是企图将封建纲常的道德伦理注进人们的内心，从而使人成为他心目中的道德人。

(6)原性之理无有不善 张栻的人性论是本孟子的性善说而发展的。

他说：“原性之理，无有不善”。又说：“夫善者，性也”。可见张栻认为人性是善的。由于物与人所禀之气有偏全清浊之分，所以人与物不同。

万物所禀之气昏浊，因此性之理不能显现，乃有偏蔽不全之性；人所禀之气清明，因此性之理能显现，乃有全正。可见，人性之善，不是后天环境影响而变为善的，而是由先天禀气所决定的。然而，为什么人性是善的而有的人则是恶的呢?张栻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人性本善，气质之禀，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恶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则发无不善，昏而偏者，则发有善恶。

然其所以为恶者，亦自此理而发也。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这里张栻显然又接受了张载、二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张栻进而推论说：“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于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可见张栻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只是就“气禀”而言的，而“性”本身还是善的。张栻所谓的善，无疑是指的仁义礼智。他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所以然，是乃仁、义、礼、智之具乎性者也”。张栻的人性论实际上是在说明伦常关系的先天性和不可动摇性。

(7)“居敬主一”的修养论 在张栻看来，“居敬主一”的内心修养，就是一个“克己复礼”与“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过程。张栻十分注重涵养工夫，认为人只有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才能达到体认事物至极的“理”。

他说：“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意其必识夫所谓一而后有以用力也”。就是说，张栻将“致知”做了心理学的解释，并认为只有内心的“居敬”才是“持是心”的要害处，因而“居敬主一”明，然后用力才是对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敬”呢?张栻说：“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则敬立矣。

害敬者莫甚于人欲。自容貌、颜色、辞气之间，而察之天理人欲丝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顺保其理，则敬在其中”。

“去人欲”，就能“明天理”而“敬”就在其中。这是进一步将外在的道德伦常内化为心理问题，企图在人的灵魂深处建起一道道德的藩篱。可见张栻人学思想的主题仍不能脱离道德中心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