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492页（1692字）

【生卒】：1838—1894

【介绍】：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65年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下当幕僚，任职8年，深得曾国藩的器重赏识，为后起之秀，颇负才名。后入李鸿章幕，1882年又任直隶总督张树声幕僚。1884年任浙江宁绍台道，和湘军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筹办海防，击败法国海军的挑衅。1888年为湖南按察使，1889年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为中缅边界划界谈判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在国外写了大量的日记和文章，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的着作为《庸庵全集》，其中以《筹洋刍议》、《庸庵海外文编》、《庸庵出使日记》、《庸庵出使日记续刻》等较为重要。他指出：“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筹洋刍议》)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些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要求在修改条约时设法取消。他对英国人赫德掌管海关总税务司也甚愤慨，后又传闻赫德还想掌管中国南、北洋海防大权，薛福成上书李鸿章，指出赫德掌管海关大权已属尾大不掉，如果当海防司，则“酿无穷之患”，并指出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位，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庸庵文编》卷二)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险凶毒的本质。他主张减轻出口税，提高进口税，以利于抵制洋货输入。他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以与外国货物竞争，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筹洋刍议》)他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以使国家富强，首先要提高商人地位，改变“重农轻商”、“贵士贱商”的旧观念。他说：士农工商，“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着神奇之效者，何也?”他论证：“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庸庵海外文编》卷三)中国富强的道路在于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他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海外文编》卷三)政府应当尊敬扶助商，藏富于商，这样商才能有力量，商有了力量，国家才能强。他总结说：“知两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制军火、广船械、抑末矣。”(《出使日记续刻》卷八)这里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批评。他建议要仿照西方国家组织股份公司的办法来经营大企业。他写了《用机器殖财养民说》一文，盛赞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认为大机器生产的好处是生产力高、产品丰富、成本低廉、节省劳力，民可富、国可强。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多，不必采用机器，他驳斥这一论调，说，如果不采用机器，中国手工业产品，其数量、质量、价格等方面无法同外国商品竞争，造成商业滞销，结果，民处于困厄境地，国资也不能富。他天真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可以养民，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工人的实质。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了解甚详。他介绍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和君主制三种类型的国家，注意到英国议会的政党政治，说：“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出使日记》卷四)他认为英国保守党、进步党的互相牵制，一上一下，正好使政事不偏不倚，不致于像君主那样独裁，又不至于像民主那样太放纵，正合于他改良的心愿。他介绍民主制度，认为“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这是利的一面。他也看到其弊的一面，说：“其弊在明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一而志不齐矣。”(《出使日记续刻》卷四)那么，民主制，君主制，君民共主制，那一个好呢?他说，各有利弊，问题在于得人，“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出使日记续刻》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