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490页(2030字)

【生卒】:1828—1897

【介绍】:

原名利宾,号仲弢,字紫诠,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父亲是塾师,22岁到上海,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在他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长达13年之久。1861年冬回家省亲,是时,太平军占领苏州,曾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驻守苏州的长官刘秉钧写信献策。此信为清军查获,次年三月,下令缉拿,遂逃往香港,改名为“韬”,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1870年间,为了征求英国读者的意见,王韬跟随理雅各到英、法、俄等国游历,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眼界大开。1874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批评时政,主张变法。1879年到过日本,结识黄遵宪等人。1884年通过丁日昌的关系,得到李鸿章的默许,回到上海居住,担任格致书院掌院。他的代表着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均为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他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早期的思想是追随着洋务派的,曾多次对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出谋划策,后来,他的爱国反侵略思想比较显着,和洋务派的思想便不同了。他批驳李鸿章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志在利而不在土地”的谬论,说明英国侵略者狡猾成性,伺隙以图,表面上看来不欲占地,但一等时机到来,便藉端索请。王韬说:“此皆英人百年以来,通商人国之深算长技阴谋秘智也。”(《弢园尺牍》第37页)王韬主张发动人民群众来抵御外国,说:“天下有志之士莫不奋起,众志成城,安见不足以御外侮哉?”(《弢园尺牍》第170页)发出了朝廷不会使用民间力量的感叹。他对洋务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多次提到洋务派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仅袭皮毛”,(《弢园尺牍》第131页)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不仅是武器精良,而主要是政治改革,改革政治又主要在于人才的培养。“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弢园尺牍》132页)治民,要有好的地方官吏,官吏要由督抚甄别才能,考察政绩,加以选择,才者迁擢,不才者罢黜。治兵要废除旧的兵器,废弓刀石而采用西洋枪炮,而且要改革兵制,水师、陆军、绿营、八旗都要改变。而储材则要改革科举制度。王韬说,科举制度最大的毛病是学非所用,死读书使人变成了书呆子,“问以饯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哉!”(《弢园文录外编》第9页)建议科举考试的课目,外加专科,即使制科本身,经学宜重实学,策论宜重时务,以便逐渐改变风气。他又提出一套除弊、兴利的主张。除弊包括裁冗员、安置旗民、废撤厘金等项目,他对旗民“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所事事,专事嬉游”的现象很不满意,批评为“无异圈牢之养物。”(《弢园文录外编》第43页)他又指出厘金,“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造成“商民交病,行旅怨咨”,成为发展资本主义一大障碍,要求加以撤除。其兴利部分,全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项目,如开矿(包括铁矿、煤矿、金矿、铜矿、银矿等)、纺织、轮船、铁路火车等,这些企业的兴办又着眼于“民”。“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弢园文录外编》第45页)“若开掘煤铁五金之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弢园文录外编》第22页)他认为这样做,既可利绅商,又可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远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借以糊口。”(《弢园文录外编》第47页)

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在1856年他曾说:“西方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弢园尺牍》第30页)他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看待男女平等、君主立宪制,是很难理解的。到了香港以后,他便介绍西方国家有三类,①君主之国。②民主之国。③君民共主之国。民主之国,他感到法制多变更,心志难专一,流弊较多。他赞赏君民共主,认为英国即实行此制而国富强。君民共主制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他说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这样,便可使国家内无乱、外无侮达到磐石般的巩固。他希望中国也能学习这一点。“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弢园文录外编》第22页)这种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当然,他对君主立宪制度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他以为君主仍有很大的权力,他认为三纲五常仍是不能动的。他要求重民,不要残民、剥民,不要把民看成是弱的、愚的、贱的,而要与民共同来治理国家,国家才能富强。他对西方的民主思想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一方面希望广开言路,在廷诸臣以及草野之士能向皇帝进言,另一方面又告诫说,一不要结党,二不要倡异说,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软弱性。(参看《弢园文录外编》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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