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672页（985字）

杜佑着。二百卷，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与纪传、编年并列的典制专史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史学着述的新途径。在它影响下，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相继问世，为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该书分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刑(二十三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八个门类，每个门类又分若干子目。如食货这一门类，就包括田制、赋税等十八个子目。杜佑以“经理济世、富国安民”为标准，选定这八个门类，同时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排列了先后顺序。由于作者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因此该书冲破中国传统思想的樊篱，第一次把食货列在了诸门类之首，体现了重视物质因素的卓识。在食货这个门类中，除田制和赋税之外，还注意历代人口的增长，以及商品和货物流通等问题，这都是不同于前人或超越前人的地方。其次，从对历史典章制度兴废损益的探寻中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因而反对“非今是古”，指出古代有些制度虽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应该“师古随时”，按着当时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遇弊即变。书中对历史上的革新人物，都十分支持和赞赏。如对商鞅和李悝的改革，后人往往指责他们施行苛法，《通典》却充分肯定他们变法所取得的成就，称他们为有贤德的人。对于唐代进行的赋税制度改革，书中也给予相当的评价，称赞杨炎的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在中国古代人与神关系这个普遍问题上，该书非常明显地注重人事，以赞赏的态度记述了姚崇反对用蝗灾附会人事，而依靠人力灭蝗成功的事迹。杜佑强调，任何历史事件都和人的活动分不开，人的活动造成某种“形势”，而这种“形势”促成了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书中以对历史颇有影响的“安史之乱”为例，深刻的阐明了这一看法，认为安禄山当初未必想反，只是因为玄宗不断进行对外战争，赋敛繁重，又加上饥饿，造成了安禄山起事的“形势”，这完全是“人事”，并非“天意”。因此提出，既然人的活动造成了某种“形势”，同样，也可以改变这种“形势”。这种注重人事、有所作为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通典》博采唐以前的经史和时人的言论，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和今已亡佚的古籍片断，仅后人从《通典》中辑出的唐以前古佚书文字就有九百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