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47页（1862字）

《三国演义》研究课题之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一命题，如何掌握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等重大问题，因而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何满子认为：“前人的讲史小说，如果离事实太远，专靠虚构情节敷衍，就越出了历史小说的范围，流为别体，如《封神演义》变成了神魔小说，《平妖传》也庶几近焉。太缺乏想像，全仗连缀书史成文，就缺乏艺术感，《东周列国志》之类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风行；其他如两汉演义、两晋演义之类，则更自郐以下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是“基本符合史实而以虚构情节缘饰的”，其“虚构已具有艺术的真实”。因此，它“在历史小说中，不失为成功的大书。”(《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2．傅隆基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如章学诚所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也不是如何满子同志所说‘基本符合史实’，而是基本不符合史实的主要是虚构出来的作品”。《演义》中“固然有不少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但是经过了作家的艺术构思(即虚构)，这些材料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成为了艺术的真实。”“《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它遵循了作为历史小说所应遵循的虚构的艺术规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无论是情节、人物还是思想倾向性，都已‘离事实太远’，不能再看作是信史或历史的事实。”总之，它“只能是作家罗贯中想象和虚构的产品。”(《〈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3．曲沐不同意傅隆基的观点，认为：“《三国志演义》和其他小说不同，是历史演义，即演《三国志》之义，受历史事实的规范势在必然。……承认它和史传的关系密切，目的在于说明其主干建筑是基于事实，虚构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基本史实的制约。”“从小说本身看，较为重要的人物和主要历史事件都是属实的。”从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三国志演义》‘主要是虚构出来的作品’的结论。”因此，“要说《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我认为并不在于全是‘虚构的产物’，而恰恰在于它是正确处理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人们称之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其实，确切地说就是艺术的再现。”(《〈三国志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6月15日《光明日报》)4．刘绍智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把《三国演义》中的事件、人物和历史等同起来，并对它们进行一一对应的比较，或者只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简略史料的细节补充和形象化的加工，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它的主题、典型等，都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作家选择历史题材是由广大读者审美心理的需要，作家处理历史题材也要符合时代的审美心理的需要。写历史题材的作家，他的想象(虚构)与其说是受基本史实的制约，不如说是要受时代审美心理需要的制约。”(《〈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5．熊笃认为：《三国演义》不是“七实三虚”，而是具有更多的“虚”的成分。《演义》的主流是浪漫主义而非现实主义，“不宜机械地搬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条原则来评价它。因为这条原则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因而用来评价主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恰当的；而主流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往往不容易做到历史的真实。”加之《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而小说创作又尚处在类型化阶段，“因而客观上也很难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6．沈伯俊认为：对于汉末三国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像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载其所着《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