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876页（2986字）

以“三国文化”为中心议题的首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名为“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由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四川大学、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联合主办，1991年11月1日至7日在四川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60余人，共提交学术专着3部，论文50余篇。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三国文化的内涵。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把“三国文化”视为即三国时期的文化，缪钺的论文《研究三国史的重要意义》可为代表；另一种观点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来进行观照。沈伯俊指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派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可以说，三国文化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李希凡认为，“三国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三国演义》文化。应该看到，本次研讨会让来自史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从事《三国演义》改编的艺术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彼此切磋，这本身就是对“三国文化”宽泛性的肯定。(二)关于三国史研究。张大可研究了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不同意史学界流行的“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分裂倾向加剧”的“经济均衡论”，认为三国鼎立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因素错综复杂，交叉作用；“而在各种因素中，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一发展过程来看，三国鼎立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各种主客观原因在人谋的规划下导向的历史偶然，这一偶然因素的最初形成就是汉末军阀混战演成了人才三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朱大渭分析了三国时期英才辈出的原因，认为东汉帝国的瓦解，儒家独尊局面的打破，旧的制度的解体，促进了人的思想的解放，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而各个集团政治军事斗争的紧迫需要，又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人才。刘琳认为，在三国历史人物中，最着名的自然是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以历史功绩而论，当以曹操为首，刘备、诸葛亮、孙权三人则很难分出高下；尽管“诸葛大名垂宇宙”，但论蜀汉创业建国之功，他不应居于刘备之上，被人们忽视的刘备，其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童超评述了蜀汉后主刘禅的一生，认为他或“循理”或“昏暗”，完全视辅佐他的权臣是否贤能；蜀汉的灭亡自有其多方面的内部、外部原因，刘禅的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是在历史的天平上加上一块分量不重的砝码而已。方北辰辨析了有关铜雀台的三个问题：其一，铜雀台修建的时间，应为建安十五年(210)冬始建，建安十七年(212)春落成。其二，曹操兴建铜雀台的动机，是按照唯天子可建三台的“古制”，向世人表明他不能久居人臣之位，而是要取汉天子而代之。其三，曹操赞赏曹植《登台赋》的原因，乃是曹植在赋中把曹操当作一位泽及宇内的仁德之君，正好表达出曹操建台的政治用意。谭良啸类集部分有关诸葛亮服饰及羽扇、轮车的资料，从史学角度予以评介，也颇有参考价值。(三)关于《三国演义》研究。在本次研讨会上，较多论文属于这一领域。来自国外的几位学者，或选取独特的角度，或提供稀见的资料，或运用较新的方法，其论文令人读来饶有兴趣。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提交了两篇论文——《〈三国志平话〉中的民间叙事诗母题》和《汉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传说中的诸葛亮南征》。前者指出：《三国志平话》利用了一些民间叙事诗母题，但多为其减弱形式，在整个平话中也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平话作者编写的是民间说话与历史结合的作品，后来，罗贯中又发展了这个倾向；后者比较了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有关诸葛亮南征的传说的异同，对民间传说的特点作了若干概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劳婷·苏尔梦利用其曾在东南亚工作数年的优势，提交了《三国文化在东南亚岛国》一文，指出：“在马来语系国家，三国文化的影响有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表现莫过于对关羽的崇拜。很显然，这种现象归因于《三国演义》在华人聚居区的广泛流传。这本书已被译成各种地方文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许多庙宇的墙上都绘有三国人物的画像”。文章内容多为中国学者以往所知较少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三国演义》英文版译者罗慕士的《孔明诵〈铜雀台赋〉为什么使周瑜那么激动》一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激周瑜”这一脍炙人口的情节，见解别具一格。英国伦敦大学讲师卢庆滨的《〈三国演义〉与〈资治通鉴〉》一文，探讨了《演义》与史家着作在史实处理、人物品评等方面的区别，指出这一切盖出于演义家与史学家的立足点不同。日本富山大学讲师上野隆三则介绍了“三国热”在日本的背景，耐人寻味。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也各见其长。谭洛非的《〈三国演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了《三国演义》长盛不衰的原因，指出除了故事的生动感人、前人集体创作的良好铺垫、罗贯中的学识阅历和艺术功力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对英雄人物的渴望，宣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霍雨佳认为，国内外的“三国热”之所以持续不断，《三国演义》之所以魅力无穷，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于当今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仍有借鉴作用；这种智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必将日益发扬光大。黄钧认为诸葛亮不仅是智者、谋士、王者师的不朽典型，而且也是我们民族思想、性格的一个代表。他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探讨了诸葛亮“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根源，指出：从夸父等神话英雄到诸葛亮形象，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前进的历史，而且更可以看到战胜自然，掌握人类自身命运，乃是从远古以来贯穿在我们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母题。刘上生分析了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才智系统，指出规范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使诸葛亮成为伦理型文化结构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智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他反映了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古代中国人民对智慧的实践性与心智性统一的要求；几百年来，诸葛亮形象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普遍景仰，原因正在于此。曹学伟探讨了道教与诸葛亮形象塑造的关系，指出在诸葛亮形象结构中，道教的质素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诸葛亮形象的某些缺陷，固然与道教的渗透有关；但其深沉浓郁、迥异寻常之美，也不能说没有道教的直接赋予。沈伯俊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人物、地理、职官、历法、名物等方面的“技术性错误”，论述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重新校理的原则和方法。此外，在大会发言中，着名艺术家孙道临、王扶林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编审毕玺分别介绍了上海华夏影业公司的10部系列影片《三国演义》、中央电视台的80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108集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创作情况，引起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会议期间，中外学者、艺术家们考察了成都——广元一线的主要三国遗迹，如成都武侯祠、广汉雒城、绵竹双忠祠、德阳庞统祠墓、绵阳富乐山、蒋琬墓、梓潼七曲山大庙、翠云廊、剑门关、姜维墓、广元费祎墓、鲍三娘墓、明月峡古栈道等，对三国遗迹的保护建设和“三国文化之旅”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