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苏区肃反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苏区辞典》第585页（861字）

同其他苏区一样，湘鄂赣苏区也进行了肃反。初期杀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在中后期却犯了扩大化、简单化与中心论的错误。据有关资料记载，1932年3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前，该苏区破获的国民党、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白军团、姐妹团、打狗委员会、王八委员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计20种以上，查出“反革命分子”6000～7000人，被处决的达5000余人。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在这一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肃反工作继续进行，并且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反富农斗争”和驱逐地主富农家属出境结合起来，大肆滥杀无辜。仅驱逐地主富农家属方面，据有关资料记载，“不上一个月，驱逐了12000以上，连中农贫农都有被驱逐了的。在驱逐时并大批的乱杀，造成了群众中的极端恐怖。”在“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影响下，铜鼓曾举行过“肃反运动周”；宜丰警卫营和赤卫军300余人枪，在1931年10月下旬当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三〇〇团进攻宜丰苏区时，仍被抽调到湘鄂赣苏区省级机关驻地修水上衫集中肃反，致使宜丰苏区大部丢失，仅剩一个找桥乡；红十六军第八师也因肃反官兵大量减员而撤销建制。在湘鄂赣苏区中后期肃反中，究竟杀了多少人，被杀者有多少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均无确切的记载。但却错杀了不少领导干部：如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建中，湘鄂赣省反帝大同盟主席张警吾，湘鄂赣省互济会筹委会主任胡筠，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红十六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刘英杰，红十七军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常委陈秋光(化名留泥)，中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何岑一、杨琦，中共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中共平江县委书记王直，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左之前，中共瑞昌县委书记罗荷英、石林卿等。被错杀的一般县、区、乡干部和群众更是无法计数。仅修水处理“恋爱研究社”一案，被杀者即不下500人。湘鄂赣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给这一苏区的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直到1934年1月，这一肃反扩大化运动才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