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光明塔碑

出处：按学科分类—艺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第742页（1487字）

【简介】：

宋·赵构书。搨本。行书。碑文分三列，上两列各十一行，下列六行，每行字数不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刊于日本《书道全集》(十六)。

【赏析】：

赵构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皇帝，他不思收复故土，却偏安于江南一隅，于国事无所作爲。但他对书学十分喜好，自称“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因此于书法功力深厚，并且确有相当高的成就。这幅作品爲赵构二十七岁时所书，完全是学黄庭坚的面目，形神兼备。可能是“御书”塔碑的缘故，写得比较齐整，但行势中仍然保持了黄字侧险的特色；他在横向上掌握得也很有分寸，避免了过于奇折的长划。当然，这幅作品仅仅反映了他对黄庭坚书风的学习，而他中年以后的作品(如《千字文》、《徽宗文集序》等)又汲取了米芾、“二王”、智永等家的特色，并能融滙贯通，展现了他自己的面貌。

宋高宗留下了珍贵的墨迹，但有意味的是，他还留下了一个御碑。在翰墨上颇有书卷气的这位皇帝书家，对书碑如此发生兴趣，自然是很有价値的。至少，要放下皇帝的尊严，要放弃尺牍翰札随手写写的情趣；毕恭毕敬地写那布如算子的碑版书，这对高宗来说是件头痛的事。

当然御碑书式应与一般碑版相异。《佛顶光明塔碑》上无碑额，或精确地说它无碑额的文字格式，上赫然悬“御书”二字以代之。碑文也不长。引如下：

“朕历险阻以来，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墬失殆尽，亦尝求访山林，所得无几，明州广利寺主持僧凈昙悉以宸奎阁宝墨来上，卷轴旣丰，护持有道，恭览再四，而文藻华茂，如云汉昭回，龙鸾飞翥；又以见仁宗皇帝万几之暇，留心佛乘，而未尝踬迹其间，是所谓达道过量者。岂汉明梁武可同年而语哉?苏轼所记，朕所与也，其僧凈昙乞书佛顶光明之塔，又念虚其宸奎，故并以赐之。”

在宁波阿育王广利寺，北宋仁宗曾书颂诗十七篇，赠赐当时的环琏禅师。当时特地建宸奎阁以贮之，苏轼书碑。靖康之后，各代御书丧沦殆尽，高宗下诏徵求，主持遂之献，又篆“皇恩浩蕩”，赐书此碑，并题“佛顶光明”四大字。还赐田一千二百亩。对于阿育王而言，此碑实在是一个极爲重要的历史文献了。

《佛顶光明塔碑》在书法上也是意义重大的。因爲它记录了高宗书法道路的转变痕迹。史称高宗初学黄庭坚书，后因当时刘豫僞齐专人学习黄书以仿高宗笔迹，于是改学王右军书，这自然是个不可靠的传说。而到了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则称他学书有三个阶段：

“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

高宗不但是个擅书者，而且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书论家。他的《思陵翰墨志》所涉範围遍及史识、欣赏、神采、议论，以及对历来书家和本朝书家的品评，并无故爲抑扬褒贬之弊。特别是文中多涉及正书、草书之间互相对比又互相支持的关係；极有辩证眼光。在宋代书论名篇丛出的情况下，仍然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光彩来。后人评有云：“高宗不思自强之计，耽心笔札，捨本营末，以书法而论所得颇深。”这话说得很尖锐。作爲中兴君王，高宗昏庸懦弱；但作爲一个书家，却有力地提携了南宋一代书法风气，这是应当加以客观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