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大钱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1733页（2752字）

中国古代人们围绕铸造大钱、采行铸币贬值政策所提出的不同货币主张。东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有人提出“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时人刘陶(?～185年)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明确指出如果铸造大钱，有意实行铸币贬值政策，这不仅无补于凋敝的经济，而且连同货币流通本身也必将陷于更大的混乱，“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议”(《后汉书·刘陶传》)。南北朝时(公元420～581年)，围绕统治者所行铸币贬值政策，人们各抒己见。南朝的沈演之(公元397～449年)认为“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于兹矣”(《宋书·何尚之传》)，他把“大钱当两”视为国家致富、个人增财的捷径。北朝的高谦之(公元486～527年)目睹政府“财用将竭”“军国用少”，提出“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认为实行铸币贬值政策可使“国得其益”(《魏书·高崇传》)。高谦之所谓“钱大”是指铸币金属成色份量足，“钱小”是指铸币金属成色份量不足即铸币贬值，而铸造大钱究其实乃是实行铸币贬值政策，所以，高谦之“别铸小钱”的主张与铸大钱主张名异实同。唐代，国家因安史之乱而出现严重财政危机，唐政府根据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议采行铸币贬值政策，在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和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先后铸行了当十、当五十大钱。第五琦认为，政府铸造虚价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往”(《旧唐书·食货志》)。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琦在提出“别为新铸，不废旧钱”的“改钱”主张时，曾援用“子母相权”概念，希望成色份量足的铜钱(开元通宝钱)与成色份量不足的铜钱(虚价大钱)如“子母相权一样并行流通(同前书)。北宋末年，政府推行铸币贬值政策，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10年)铸行当十虚价大铜钱、夹锡钱，导致货币流通状况恶化。鉴于此，时人周行己(公元1067～?年)运用轻重概念分析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衡或相等关系，指出“钱与物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放也。……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浮址集》卷一，《上皇帝书》)。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周行己主张政府应将“以三为十”的当十虚价大铜钱按其本身的实际金属含量改为当三行使。对铸币贬值政策的影响，周行己分析认为“自行当十以来，国之所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利，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当两倍之物。又况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有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私铸盛行导致物价上涨幅度超过铸币膨胀速度，政府会因此得不偿失、国用愈乏(同前书)。元末明初，王祎(公元1322～1373年)在其《泉货议》中提出整顿钱法，反对使用虚大钱。王祎认为，大钱“质轻而利重，故盗铸者多”，所以历朝大钱“皆旋踵而废”，难以长久行用。明代末期，由于国用匮乏，政府又想靠铸大钱救危机，朝廷命官对此多有议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给事中郝敬(公元1558～1639年)在其《钱法议》中主张铸大钱，“以大钱为母，权子行，其费少而利多。今宜另开秘局，所铸大钱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曰大明通宝”，“与小钱三七、四六兼行”(《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七《宝源局》)。郝敬把铸大钱视为解救政府财政危机“费少而利多”的捷径，这也正是明政府欲行虚价大钱的本意。对此，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兵部尚书王象乾说得更为明白：“军需浩大，征派不可屡加，内帑不能常继”，所以，建议政府着手铸造当十、当百、当千的虚价大钱以解窘救急(《熹宗天启实录》)。明末清初，出现银荒，邱嘉穗在其《铜钞议》中建议政府用铸造虚价大钱的办法来解决银荒问题，他说：“取白铜之精好者为钞，如今之钱或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至准百而止，而且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清经世文编》卷五十三《铜钞议》)。其时，高珩(公元1612～1697年)也主张铸行当十、当百的虚价大钱，并认为用虚价大钱取代白银流通可以凭借君主权力加以实现，他说：“人主之权，变化万物者也，可以顷刻变化人之贵贱，独不能顷刻变化物之贵贱乎?”(同前书，《行钱议》)清代，王瑬(公元1776～1843年)刊行《钱币刍言》，王瑬在该书中提出一套行钞、铸大钱的货币改革方案，主张发行面额一贯至千贯的大钞，兼铸当百、当十大钱，与当一钱并行，大数用钞，小数用钱，同时提出禁铜、禁银政策主张。王瑬认为“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三者皆前人成说也。……前人分言一事，而予则合言三事。盖分三者而偏举之，未尝不可以各收其利，而未能尽祛其害；合三者而全行之，则见其交相为用，而可以尽善而无弊”(《钱币刍言·钱钞议二》)。在王瑬看来，铸大钱只要与行钞法、禁铜器“交相为用”，就只有好处而无弊端。而王茂荫(公元1798～1865年)在铜钱流通问题上，坚决反对虚价大钱，主张维护成色好份量足的铜钱。王茂荫说：“自来圜法，总以不惜工本为常经”，“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而大钱无能行数百年者”(《王侍郎奏议》卷六《论行大钱折》)。对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针对铸行当十、当五十大钱后又开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之事，王茂荫指出：“最大之患，莫如私铸，……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设奸民日销以铸大钱，则民间将无制钱之用，其病民又不可胜言者”(同前书，《再论加铸大钱折》)。王茂荫还运用虚实概念对大钱问题予以分析：“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实作虚，似实而虚”(《论行大钱折》)。表面看，用虚实观分析货币，纸币、虚价大钱为虚，银与足色足重铜钱为实，其实不然。王茂荫多少已经发现，区别货币的虚与实，关键在于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它所表示的真实价值能否相符，而不能只从表面去看币材属性。此外，王茂荫批判倡行大钱者：“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同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