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36页（2921字）
中国思想理论界开展的关于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中，部分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
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从物出发，而应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归宿；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体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包含着一个显着的理论意向：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人学化或人道主义化。在坚持和高扬这一命题的论者中，有的认为，哲学的人学化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发展成为人学体系才符合当今世界哲学进步的潮流；有的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成为关于人的本质的形成、异化和复归的规律和条件的科学；有的说，人的问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个问题恰恰被长期忽视了；有的进一步说，“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等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命题的提出与宣扬有其直接的理论根源。它与西方某些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渗透影响是分不开的，它接受、采纳了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原则，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混合。比如，在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主要代表萨特那里，一方面表现出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样子，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逾越的”，另一方面又公开宣称要用存在主义“补充”、“制作”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要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就必须成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即成为一种以个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人学”。萨特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发展时曾认为，马克思本人在开始是重视探究人的，但马克思本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把人这个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丢了。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出现了“人学空场”，马克思主义患了“贫血症”，马克思主义变得“僵固”了，“停滞”了。因此，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就必须把存在主义合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帮助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萨特存在主义的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命题提出的一个理论根源。其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主要代表那里，有许多人都极力夸大马克思早期哲学着作《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一书的理论地位和作用，以此作为他们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研究西方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他们把《手稿》中的异化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上，视之为马克思历史观的中心范畴，竭力吹胀它的人道主义意义，而否认它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特定意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早在《手稿》发表之前，就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探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或根本没有发生革命，或发生了革命不久便归于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就在于欧洲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受了恩格斯的关于“经济因素决定革命进程”的思想影响，过分强调经济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分强调革命成败取决于经济状况，而不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懂得人的意识的作用，不懂得主体的作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他由此提出应“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人的异化理论，“重建”马克思的人的学说，即恢复“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正确理解人的异化、物化理论，把它看成马克思的人的学说的核心，反对恩格斯的关于历史的客观法则支配着人的意识的理论。
列菲伏尔也认为，异化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哲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永恒的问题之一。弗洛姆明确地说过马克思的中心论题就是异化劳动，即没有意义的劳动转化为生产的、自由的劳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异化理论作为中心，实质上就是把人、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说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者‘经济的’历史观，与那种把所谓的‘物质的’或者‘经济的’斗争当作人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确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个人’——不是由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如果人们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的’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它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13页)。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人确立为认识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把历史的辩证法建立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历史的发展不但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目的，而且也是人本身的自觉不自觉的活动实现的，人是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创造者。
他们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被理解为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现实途径时，才是科学的，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显然，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历史观对国内思想理论界的渗透、影响正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命题提出和宣扬的又一个理论根源。
另外，“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命题的论证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就是在反对“两个马克思”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早期着作的不成熟性，不适当地选择马克思早期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的着作来当作成熟的科学经典根据来引证，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马克思早期着作和后期着作的理论地位和意义，甚至是表现出了高扬早期着作的观点而回避后期着作的理论倾向，用马克思早期还带有较浓的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历史观点来解释整个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郑重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论者对这一命题中“人”的具体界说导致了这一命题在逻辑上的矛盾，尤其是这一命题的论证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出发点，并试图尽量模糊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差别。是以“人”为出发点还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为出发点，标志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的本质或原则上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曾毫不含糊地申明过自己新的历史观的出发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马克思还申明，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页)。总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作为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命题，带有根本性质上的错误，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在现实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在理论上拒绝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