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11页（1107字）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论的一对范畴。

天地之性一语较早见于《左传》昭公六年，如子产说：“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在这里它指的是自然本性。后来它与《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相混同，获得了人性论的涵义，汉代王充对“天地之性”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灭火复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复见”(《论衡》)，系指自然界的本性，又说“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论衡·本性》)，乃指天地所赋予人的恶本性。宋时着名思想家张载在理论上明确将人性划分为两层次，一层是天地之性，另一层是气质之性。

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是人禀太虚之气而成，太虚之气是人和万物共同具有的本性，是人出生之前就有的，因而天地之性乃先天的人之真实本性，构成人之善的本源。他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是指天地之性对人说来本没有什么不好，人对天地之性领受程度上的差异，只是在于其善于反省和不善于反省。

他还认为“天地之性”是永恒的，“知死生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他进而认为，气质之性是指人出生之后，因为禀受阴阳二气的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人的具体本性，“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气质之性体现着人的生理特征和对外物的需求，他称之为“攻取之心”，视之为人性中恶的来源。张载认为，凡人要改进“气质之性”，返依“天地之性”是可能的。尽管“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天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但是“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只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进行道德修养，“变化气质”，就可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张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人性学说。南宋朱熹高度评价了他的“气质之性”说，认为他“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程颢、程颐对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作了论述与发挥，认为天地之性本于“理”，即“天理”，亦即仁、义、礼、智、信。

人禀受以为性，它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本于气，人依气而生，而气有清浊，人禀气不同，所以有贤愚之别。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以上思想观点，作了进一步系统的论证，他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文集·答郑子上》)。这是说，理是至善的，天命之性也是至善的。

但人之生是理与气的结合，天地之性通过气质之性表现出来，气有清浊昏明之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而人的圣愚贤不肖取决于气质之性的状况。朱熹这种理学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受到后来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批判。

如罗钦顺从理气一物的观点出发，反对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王廷相提出性由气生的论点；颜元、戴震等人都反对人有所谓天地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