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45页（3440字）
【生卒】：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介绍】：
名丘，字仲尼。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的前几世，即失去了贵族身份，后因宋国内乱，逃往鲁国，世为鲁国人。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的尼山)，父亲叔梁纥，母亲颜氏。孔子三岁时丧父，后随其母生活。
据《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二十岁时作过委吏(会计)二十一岁时曾为乘田吏(管理牛羊的小吏)。
孔子博学好问。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
大约三十岁时开始聚徒讲学，从事教育事业。据说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孔子又是一位热心政治，急于用世的政治活动家。五十岁以后，孔子的主要精力从事政治活动。
鲁庄公执政期间，孔子曾为鲁国的中都宰，齐鲁吏谷之会，孔子相礼，显示了自己的外交才干，曾一度升为鲁国司寇(司法部长)但仅三个月即去职。鲁庄公十三年，离鲁，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
晚年归鲁，从事文化与教育，整理《诗》、《书》，删修《春秋》，为保存古代的文化典籍作出过积极的贡献。鲁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岁，病逝。
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生活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变革时代，即所谓“礼坏乐崩”的时代。在政治上，孔子以维护周礼为己任。
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周监于二代，郁郁乎，吾从周”(《八佾》)。
鉴于周礼的破坏，他提出了以“复礼”为目的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政治学说。
他一方面反对奴隶主贵族的腐败，另一方面更加强烈地反对新兴地主的潜越行为。企图政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的现实，想望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让历史回到“礼乐征服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因此，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如鲁公室与三家的斗争、晋国铸刑鼎和季氏实行“田赋制”等等，孔子的基本立场都是站在保守的一边的。
但是他的仁学思想，尚贤政治以及整个教育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积极的进步因素。如果剥开和抛弃它的守旧的礼的外壳，许多东西都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
孔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对仁下的基本定义是“克已复礼”，他说：“克已复礼为仁。
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
”问仁的细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浦》)这是孔子对仁下的基本定义，也是孔子对仁和礼的关系的概括。
“复礼”是“仁”的目的，“仁”是“复礼”的手段。凡符合礼的视听言动都是“仁”，否则便是“不仁”。
就内容和形式来分析，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
到春秋末期“礼”已徒具形式，孔子要用“仁”充实“礼”，使之名符其实。按照“周礼”，每年秋冬之交周王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诸侯把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羊祭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叫“告朔”。鲁君早不亲临祖庙，也不听政，但每月初一照例杀一只羊虚应故事。
子贡主张既无内容，形式也不必保存了；孔子坚决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知识，如果没有新的内容去充实徒具形式的“礼”，复礼只是空话。“人而不仁，为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的仁，即是为复礼而提出的。
孔子回答樊迟问仁时，说“爱人”。又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迟而迟人”(《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浦》)。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迟而迟人”，即所谓“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二此合起来，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这些都包含着抽象的进步意义。
实质上孔子的话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答仲弓问仁时说的。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是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仁”有三项内容：一是说使民要谨慎，不要逼迫太甚，闹出乱子来；三是说不怨恨国君，不要怨限大夫，一三两项制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项。因此，孔子的“恕道”并不包括对民的反抗行为。
孔子的尚贤政治 孔子很重视人才。当樊迟问知时，孔子回答说“知人”，并且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后来子复知道这话时，解释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臬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浦》)。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知礼乐行仁义的“贤人”，主张国家选用贤才，实行贤人政治。这在孔子时代是顺应潮流的进步思想。但“尚贤”同“亲亲”相矛盾，因此孔子的尚贤政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终不能摆脱礼的束缚。
孔子的正名思想 孔子在第三次去卫国的路上，同子路的对话中提出了他的正名思想。
子路问他到卫国后首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觉得孔子有点“迂”。
孔子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孔子的时代“名实相怨”已经很久，孔子要正的名正是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实，是要用旧的名去正已经出现的现实。
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是守旧的。但提出名与实的关系，则是有价值的。正名后来成了中国逻辑学讨论的重要问题。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伟大教育家。
他顺应“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创办与官学相对的“私学”，通过几十年办学的经验创立了教育学。在孔子前虽有了上千年的官学，却没有教育学。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论语》记载，孔子的教育学已开始分科教育：“德行(道德教育)颜浦、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培养外交人才)宰我、子贡；政事(政治人才)冉有、季路；文学(包括诗学在内的文献专业)子游、子夏”(《先进》)。孔子倡导师生平等，说“当仁不让于师”，老师和学生互相平等地讨论问题。
孔子反对学生对老师一味顺从，颜浦尽管多次受到孔子的赞扬，但孔子认为颜浦“予吾言无所不说”并不好。他对能够独立思考的子夏很赞成，说“启予者商也”(《八佾》)。“教学相长”明确提出是在《礼记·学记》中，但这个思想在孔子的教育学中已经形成。
孔子是第一个把推理艺术运用于教育的思想家，他提得“举一反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闻一知二”“闻一知十”。
孔子提倡学思并重，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从教学中接触到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学，在这里泛指一切感性知识，思，则是则属于理性的范畴。学思并重，不只是一个学习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
这些在孔子时代提出确是可贵的。
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哲学家。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所谓“形而上”的本体论范畴。“天命”在孔子思想中还是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他说“(吾)五十而知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孔子把“命”看成一种规定万物的有秩序的异己力量。
孔子没有明确地把“天”人格化，但是孔子把“天命”抬到与“上帝”意旨等同的地位。孔子对鬼神取怀疑态度，“子不语乱力怪神”，“敬鬼神而远之”，但他又主张“祭神如神在”，“非其思而祭之，谄也。”这实际上又承认了鬼神的存在。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与命，即从命，与仁，即从仁。
这样，听天由命与事在人为便发生了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学术界的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是辩证统一，有人认为是折衷调和。
孔子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折两用中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的解释也有分歧，有的认为是辩证法，有的认为是折衷主义。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值得珍贵的财富。历史地评价孔子，批判地继承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