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403页（2938字）

是指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后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一种商品或劳务对消费者是否有效用，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有消费的欲望，以及这种商品或劳务是否具有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的能力。可以说，效用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即效用本身同消费是否产生舒适感没有必然联系。此外，效用也不具有伦理学意义。如吸毒从伦理学看是坏的，但毒品能满足吸毒者的欲望，它就仍具有效用。

效用就愿望而言，纯粹是主观概念。它明显不同于某一意图的适用性或适合性。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曾在主观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术语，但他们并不清楚区别何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中的一段着名论述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其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972，P．25)。这段话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说他的话等于说效用不是物品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这样斯密所说的效用，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期望，而是就其正规、客观意义上的“有用”而言的。

虽然效用这一术语有着微妙的含义，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热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在广泛意义上使用期变或愿望这一词。

对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古典传统中包括J·S·穆勒(J．S．Mill)和凯恩斯(Caines)在内的其他主流人士来说，为使商品有价值，效用是必要的，但并非充分条件。这样，所涉及到的效用一般是对购买者来说的总效用，或特定数量的效用。

在1830年以前，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理论完全解释效用、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而且对此也不关心，但大约在1830～1870年之间，他们开始试图弄清这些关系，要完全地解释效用和需求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区分总效用和效用增殖，以及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法国工程师A·J·迪皮特(A．J．Dupuit，1844)对此做了突出贡献。他提出了边际效用概念并阐述了其与需求曲线的关系，还把分析扩展到证明需求曲线下的总面积表示商品所引致的总效用上；从总效用中扣除生产者总收益，就得到他原来称作的“消费者盈余”。德国的赫尔曼·海因里奇·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则进一步阐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且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为了使能够满足各种欲望的任一商品提供的满足最大，商品必须在各种用途间进行分配，以使商品边际效用均衡。

1871年开始的“边际革命”中，效用分析的观点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杰文斯(W·S·Javons)真正把效用理论摆在经济着作结构的中心地位，他强调指出“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并提出“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对于效用条件下的完全准确的研究调查之上”(1871)。这样看来，杰文斯与其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要从效用的角度解释价值理论必须超越需求和供给现象，而不是从劳动上作解释。瓦尔拉斯(Walras)对于同交换问题有关的效用处理与杰文斯的处理实质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瓦尔拉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市场现象而不是消费上。他认为在效用理论中起推动作用的是，所有的交换者都力求使他们的各不相同的需求获得最大满足，这种满足是市场上得到的。而另一位边际革命代表门格尔(Menger)更注重效用概念的发展。

在理论论述中，门格尔使用了与斯密使用含义极为相似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把“效用”视为一种商品同人类需要的抽象关系，类似于“有用”这一普遍词，但与价值并没有数量关系。边际革命的这三位先驱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效用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其核心渐被西方学者接受。

1890年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提供了一些古典体系所没有包含的情况。

在这些情况中以上一致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效用的方式被表述出来。

效用对价值的关系被简单地解释出来：一定数量商品的使用价值对应于它的总效用；交换价值对应于它的边际效用(被数量相乘)；前者比后者大，因为最后增加的单位商品的效用比该商品的其他增量的效用要小。另外，马歇尔更关心的是感觉的效应而不是感觉本身。

但可计量的效用即基数效用是马歇尔需求理论的基础。

然后，效用能否以序数或基数加以度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否能比较的问题，使经济学家有了新的思考。

在20世纪30年代序数效用论的兴起就直接源于此，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衡量一个“效用单位的标准”，序数效用论者抛弃了“效用单位”的说法，提出了无差异曲线、偏好、商品替代率等概念和假设。帕累托(V·Pareto)接受了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来研究效用函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否认了无差异曲线的建立基础，即效用的可度量性。帕累托认为有了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就无需再在描述消费行为时，假定效用的可度量性，而只需假定各种商品组合的总效用的顺序。帕累托开始用序数代替基数，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边际效用概念，仍企图借助于边际效用概念来表示效用关系。

希克斯(J．R．Hicks)和艾伦(Allen)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书中，建立了现代方式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序数效用论开始得到广泛接纳；但在某些研究方面，如对风险情况下的消费者行为的分析等，仍在使用基数表示的效用。

效用价值论在世界范围一向是争论的主题。

效用价值论(即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有关论点)，则遭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须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过效用的存在却能在各学派之间达成共认，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限度内也承认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并且认为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把无差异曲线做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来考察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顾海良等编译，1991，《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商务印书馆。

高鸿业主编，1996，《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杨德明，1988，《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

于光远主编，1992，《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