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经济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445页（4627字）

周恩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基阶段和开拓时期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在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辅佐毛泽东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执行毛泽东的基本决策中，许多方面都有发挥和创造，或有所补充和校正，形成他的经济思想特色。

周恩来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思想和目标，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周恩来就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50)。当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式启动时，周恩来不仅明确提出了“经济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而且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1954)。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4)。基于这种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任务和基本趋势的把握，周恩来以后多次强调这一任务和目标，直到十年动乱中，他已身患重病时，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还重申了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1975)。周恩来还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和推进这一历史任务的战略步骤。

他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56)。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63)。

他还从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发，强调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对于中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周恩来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

虽然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及对国情的把握还有不足的地方，并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和设想没有很好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重又确定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周恩来这一核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形态特征、本质和任务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和在探索中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基于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周恩来不仅严格区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且认为向社会主义转化，也应该有客观物质基础的依据。周恩来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其中包括，落后的经济变为先进的经济，工业化相当高了，人民觉悟提高了，还有国内外情况等等。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1950)。后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针对当时一些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坚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强调国家工业化是经济改造的关键，不赞同那种只讲社会主义改造而忽视国家工业化的倾向。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恩来进一步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过渡”的思想。他指出，过渡时期是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按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的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1956)。周恩来与那种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片面注重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不同，认为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只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而且还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50年代中、后期，周恩来等人针对当时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反冒进的意见，并受到批判。后来他在总结遭受挫折的实践经验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加坚定了要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更加明确了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

“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1961)。

在“左”的倾向从1957年以后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的氛围中，周恩来却一再强调，中国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他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

他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指导工作”。一定要“说实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1962)。

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则贯穿在大至对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的认识上，小到每一项具体的经济工作当中。当1955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上出现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时，周恩来指出：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956)。他认为，经济规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冒进，特别要注意“积极稳妥”、“综合平衡”。

周恩来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处于二元状态的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明确阐明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这种基本格局和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总方针。

他指出，“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1954)。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1956)。

从工业对农业的影响来看，他指出“没有工业的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1949)。周恩来还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趋势出发，论证了重工业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认为，要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求的角度看，都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1954)。周恩来通过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把握，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的基本战略方针。

在探寻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当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时，周恩来较早地有所觉察，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改进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远见的认识。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周恩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和基本完成以后，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追求所有制和经济组织“一大二公”的倾向，他就开始制止和纠正这一倾向，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使大、中、小型各类经济组织同时存在(1956)。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味求纯的倾向，提出要允许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形式的私有、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1957)。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方面，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原有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

他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周恩来提出和领导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并逐步扩大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

对高级知识分子“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对知识分子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1956)。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受“左”的错误倾向影响而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对劳保医疗、住宅制度进行改革(1957)。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周恩来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企业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关系问题。

在科学技术、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推动力量，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最突出的特色。

在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还从中国科技现状出发，提出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宏大任务。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安排，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的认识，周恩来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强调了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他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几次重申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1962)。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认为培育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科学技术各类人才的教育事业，是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和长远影响的一项最重要的事业(1951)。

周恩来还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方针，较早地提出了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

他提出了“和平经济政策”的概念，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往来和合作(1964)，并且一直同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参考文献：

周恩来，198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199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1984，《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王毅武、刘同德，1993，《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刘国光、毛立言，1997，《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