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最小努力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757页(3235字)
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哈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1957)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人均收入过低,经济中内在的刺激力量过小,无论怎样投资,资本形成都小于经济迅速发展所需要的临界最小数量,因而最终要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打破这种稳定的均衡。而要打破这种困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形成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利本斯坦在论证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之所以需要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时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两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努力。压低收入的力量是由上一期投资的规模以及人口增长的速度决定的,提高收入的力量是由上一期的收入水平及其投资水平决定的。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压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的增长被人口的过快增长等负力所抵消,并退回到原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去;只有当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并打破低收入的稳定均衡,实现高收入的稳定均衡。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代表可提高收入增长的力量,纵轴代表可压低收入增长的力量。Zt为提高收入力量的增长曲线,Xt为压低收入力量的增长曲线,45°线用来测定人均收入的诱发性增长或下降。假定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为Oe,这时,Zt与Xt交于E点,达到了两种力量的稳定均衡,是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Om,由此形成的提高收入的力量相应提高到ma水平。
但由于Xt>Zt,结果使人均收入趋于下降。在两组对立力量的作用下,如果再提高人均收入,就会因反向力量过大而再次使人均收入下降,并且产生一条人均收入沿abcd线路运动的轨道,最终将收入拉回到E点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
相反,如果初期的投资能大到产生足够的提高收入的刺激力量,把人均收入一下子提高到Oh水平之上,这时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会使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从而脱离低水平均衡陷阱。同时由于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在高水平上达到了稳定均衡G点,因而经济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指出,要实现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的临界最小努力,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诸如激发居民的经济增长的动机,改变传统观念以鼓励人们敢冒风险,善于追求利润;创造适宜的投资盈利环境;培育经济增长的气氛,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大力开发和运用新技术等。
“临界最小努力”这一理论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强调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
这种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观点,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1943)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太快,收入低下和资本投资规模太小,存在着“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必须采取全面、大规模的“大推进”(Big Push)式投资,才能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和束缚,从“贫困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陷阱”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显然,“大推进”与“临界最小努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Fei)在讨论实际工业化曲线(actual industrialization curve)和必要工业化曲线(required industrialization curve)的关系时,把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时的实际努力定义为临界最小努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
实际工业化曲线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努力程度,它表明在T年中一个国家工业部门实际吸收的劳动人口。
而必要工业化曲线则表明在T年的转折点上,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人口数量。根据临界最小努力的定义,T年的必要工业人口必须等于T年的实际工业人口,即:
No(1-V)eCT=No[1-Vt(T)]egT
于是,
这就是临界最小努力方程,其中No表示一国最初(0年)的总人口数量,V表示最初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一个比例,于是1-V为最初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C表示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率,g表示人口年增长率,Vt(T)表示T年达到转折点时农业人口占T年总人口Nt的比率,1-Vt(T)则表示T年达到转折点时工业人口的比率。在这个方程中,只要给定一个达到转折点的时期To,临界最小努力值Co就可以被确定。
这就是说,在T。年内,如果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低于Co,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在ro年内把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
这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必须大于人口增长率,即C>g(1961,1964)。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W.W.,1960,1974)认为,“起飞”(take-off)就是突破不发达经济的停滞,摆脱纳克斯(R.Nurkse,1953)所说的“恶性贫困循环”困境,或者如哈维·利本斯坦所说的用“最小临界努力”突破落后经济的“准稳定均衡”(quasi-stable equilibrium)状态。
罗斯托就是把“临界最小努力”摆脱“恶性贫困循环”或“准稳定均衡状态”,比做飞机摆脱地心引力和空气阻力的“起飞”。
参考文献:
H.Leibenstein,1957,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Wiley,Rosenstein Rodan,P.N.,1943,Problems of lu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JuneSeptember.
Ranis,G.and Fei,G.H.1961,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Ranis,G.and Fei,C.H.,1964,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Richard D.Irwin.
Rostow,W.W.,1960,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urkse,R.,1953,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陶文达,1988,《发展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