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考法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方法大辞典》第351页（2086字）

考证史料内容，探求史料写作人信用、能力、写作本意，及史料真实程度的方法。

记载人的考证。(1)记载人信用的确定。史料内部考证的重点之一，是研究史料记载人的为人。史料记载人史德的优劣，直接影响史料内容的可靠性。倘记载人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史料堪为实录；若曲笔回护，心存诈伪，则史料颠倒混淆，不足征信。国外确定史实可能性与最高度可能性，重在研究原始目击者的数目、性格、动机、环境等因素。

(2)记载人素养能力的确定。对同一事实的观察与表述，往往因当事人素养、能力不同，而影响史料真实程度，因此应选择个人素养能力较高者的记述。

(3)探求史料写作人的本意。

考证除注意古典外，还要注意今典。

今典，即作者当日的情事，或借古典以述今事的纪实。考今典，必须确定此事发生在此文字记载之前，始可引为解释，又须确定作者又闻见此事的可能，以免陷入附会。

陈寅恪考订庾信《哀江南赋》，考证出庾信写作此诗的动机，与陈琐、沈炯被遣返南方有关；接着又证明庾信已得知北周杜杲出使陈国，拒绝以元定军将士交换王褒和他本人的拟议，他考定《哀江南赋》的古典是《楚辞·招魂》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而今典则是庾信读了沈炯的《招魂赋》。庾赋结尾数句是：“灞陵夜猎，犹是故事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其今典则是陈琐的获释与杜呆拒绝交换人质的答辞。

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

(1)凡是两种记载不相抄袭，而所记事实相同，则其事可信。(2)凡有客观的证据可资佐证者，如天象纪事，干支纪年、民族习惯、避讳、金石文字、考古材料能印证史料者，则史料可信程度高。

如《诗经·小雅·十月》载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又说：“彼月而食，则维其常”。这次日食月食纪事，据中西方科学推算，应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辰时，即儒略历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中国北部发现日食，在此半月前，即农历九月望戌，公元前776年8月21日，发生过日偏食。

由此可知《诗经》记载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有的可以用年代学知识考定事实。如中国历史上年号有一年两纪元或三纪元之例。《二十二史札记》卷四说，光武即位，改元建武，时年三十一，建武凡三十二年，加中元二年始崩，应64。

陈垣依年代学考定，建武三十二年即中元元年，赵翼未注意到一年有两元，中间应少算一年。陈垣确证光武乙卯生，丁巳卒，年63岁。近人罗尔纲依据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典章制度、法律禁令等特征，考证出石达开假诗、太平天国起义钱及所谓黄公俊假人假诗。

他在鉴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时，见壁画没有题字，画上旗子没有字号，便抓住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一个是壁画上必须有人物或应该有人物的画面都不绘人物，另一个是与古代和清代的建筑形式不同的望楼，经过与其他可靠的文献比较，考出太平天国的壁画制度是只许绘山水花鸟，不准绘人物，又考出望楼是太平天国的防御工事。

由此，确证堂子街壁画是太平天国壁画。

避讳学可以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

我国自周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一种避讳的习惯，即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尊者姓名。各朝各代避讳不一样，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形成一种特有的体制。

避讳淆乱古书人名、地名，故史书上的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的很多。避讳可以用来作为鉴别古书文物的真伪与时代。由各朝各代讳字不同而清楚分辨史料的时代。

(3)史料倘能得到考古实物印证，则确定可信。

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经王国维从甲骨卜辞考证，及与《竹书纪年》印证，证明是可信的。

内考证必须遵守内在和谐性原则，即从历史的变化及联系中去考察。其方法是：先将与史料所载事实大致同时发生的其他一系列业已得到证明的事实互相参证，看其是否符合；再就事实本身的发生、变化与发展进行考察，看其是否前后衔接。遇有互证史料，则须能钩沉它们的相同之处，指出某些不同只是由于表述的原因造成的；其次，钩沉它们的和谐之点，指出某些不同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

例如，陈寅恪考辨东晋支愍度无心宗的学说时，用梵文本对校佛经的各版本。心无宗恃为理论根据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中的“有心无心”句。经校勘，发现这一句即梵文cittam acittam，原义是将“有心”与“无心”对举的，但心无论却误读译文，错解为“有‘心无’心”，将“心无”认成是一个概念，作为本宗学说的立论根据，结果与原文大相迳庭。陈氏进一步探索致误原因及心无宗产生的思想背景，认为心无论者这种误解同当时取外书释内典，即用《老子》、《易》等中国固有哲学思想解释佛教密切相关的。他将心无宗同格义相比较，说明两者都是中外文化初次交流的混合品。他从中印文化史的全过程考察，认为后世所有融通儒释的理论都可以说是格义的支流。

内考法往往要求驳倒或正确解释反证以考信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