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第1019页（3931字）

习惯上是指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

中国通史的分支。

中国近代史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是：(1)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学术界一致认为是1840年鸦片战争。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其一是主张断在1919年“五四”运动，其二是主张断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目前一般是采用第一种观点。有关中国近代史内部的分期，学术界主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观点。

“三分法”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下述3个时期；①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②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③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在“四分法”内部，在分期界限上又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下述3种：①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和辛亥革命失败作为分期界限；②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和同盟会成立作为界限；③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作为界限。(2)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即①“两个过程”论，即毛泽东指出的，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三次高潮”论，即把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列为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各不相同，从而集中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认为上述观点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表现，忽视了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反映，贬低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有下述4个：①“四个阶梯”论，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半资本主义化，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一线索上的4个阶梯；②“民族运动”论，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线索是民族运动，这一运动分为1900年前和1900年后两个阶段；③“复线”论，即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趋势，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不断争取走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趋势，这两个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互相交织；④“反帝反封建”说，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反帝反封建斗争。

(3)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近代社会有四个阶级并存：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彼此力量的消长、更替，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理解各阶级的历史作用，是理解近代史的前提。地主阶级是近代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始终是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初期是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后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关于这两个阶级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观点是一致的，但关于其他两个阶段，则争议颇大，主要有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侧重强调农民阶级的进步性及其在近代革命斗争中的生力军作用；第二种看法侧重强调资产阶级的先进性及其在近代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等量齐观。(4)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历程。中国近代史上每次重大政治斗争几乎都伴随着一场思想文化斗争为其先导，这种斗争采取中西学斗争的形式。

因此，西学传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历程。

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学的传播经过了若干阶段，首先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次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派的共和国主张；最后便是西学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过程中，贯穿着这样一个规律：由具体到抽象；由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认识和编纂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作指导的学者以及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学者几乎是同时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在建国前的几十年间，影响较大的近代史着作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3)、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这些着作在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作出了贡献。但总的来看，缺乏大规模收集资料的坚实基础，而贯穿于其间的又是唯心史观，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

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才走向科学。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进行革命理论研究时，就涉足中国近代史。

例如，李大钊在1920年－1926年间，先后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纪念五月四日》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等都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近代实际，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获得了大量成果，例如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1933)、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发展及将来》(1930)、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1930)、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李达的《中国近代经济概述》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近代史逐步形成科学体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着作中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有关重要问题，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方法等。

延安成立了史学会，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行系统研究。这一时期，产生了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通俗读物，杨松、邓力群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资料，杨松的《论第一次中日战争》胡绳的《论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专着。更重要的是，范文澜等史学家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创建工作，并写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我国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奠基之作。但是，当时史学工作者，如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华岗、邓拓、胡绳等、同时又是革命家，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方面决定了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生命力与活力，但同时也使得这门学科体系中有不成熟的地方。

建国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文革”之前，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较快，在这一时期，史学界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使史学界开始摆脱罗列史料的困境，从宏观上综合把握中国近代的基本线索；同时，研究深入到中国近代史的各时期、各专题、各领域，资料建设也大大加快，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件都出版了系统的专题资料。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受到了“左”的，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影响。“文革”10年间，由于大搞“影射史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表面上繁荣，实际上是处于混乱、凋零和荒凉的状态。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恢复了生机，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表现在；(1)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分期断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进行了重新认识，多为聚讼纷纭。(2)各类近代史着作大量问世。

在通史方面，有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山东大学等院校历史系合编的《中国近代史》。在专论方面，有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刘大年的《赤门谈史录》等。在专史方面，有章开源、林增平主编的2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等着《义和团运动史》、茅家琦着的《太平天国兴亡史》等。

人物传记方面有杨国桢的《林则徐传》、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等。

从50年代到80年代，港、台地区学者也出版了十几部中国近代史专着。其中有李定一的《中国近代史》，台湾中华书局1953年出版；黄大受的《中国近代史》(3册)，台北中国图书有限公司1956年出版；杨佐的《中国近代史》，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6年出版。

国外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也进行了不少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1977年间，国外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有2000－3000种。在美国、日本、苏联、西欧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机构、刊物、人员也不少。

出现了一些较有份量的着作，如欧美学者合作编写的《剑桥中国史》、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座》等。

总的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至今仍没有一部贯穿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在近代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史料上缺乏繁征博采，着述上缺乏严谨精湛、宏博翔实的力作；运用社会学、社会史的方法考察近代史，还做得不够；对统治者、社会团体、民情民俗的研究都不很深入，等等。

《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中、下册)，苑书义、胡思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4年版；《中国近代史稿》(3册)，刘大年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近代史》，山东大学等合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胡绳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