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全传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清小说鉴赏辞典》第831页（7981字）
《飞龙全传》，旧名《飞龙传》，共60回。
顾名思义，此书是为“飞龙”作传。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内涵，龙的原始形态是蛇，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神人英雄大多是人面蛇身，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始作八卦的伏羲，勇争天下的共工，开天辟地的盘古，等等。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以蛇图腾为主的华夏氏族不断融合其他氏族，写实的蛇图腾也不断吸取其他图腾形象而演变为具有超自然意义的龙。
先秦时龙的使用比较宽泛，人们曾用龙来比喻贤人和君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龙的地位迅速上升，秦始皇也被龙化了。此后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以龙体自喻，尤其到唐宋以后，一切与龙有关的事物皆为封建皇帝所专有，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也就成为龙的化身。
《飞龙全传》的作者正是从这种传统思想出发，以小说的形式为所谓的真龙天子——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作传，描写了他登基之前的故事。差不多一切正史都要把开国皇帝加以神化，《宋史·太祖本纪》也不例外，如说他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达，识者知其非常人”云云。不过，赵匡胤的发迹本身确有一些传奇色彩，赵家虽累代统兵，但他年轻时并不得志，为了寻找机遇，曾走南闯北，而“漫游无所遇”，经历了不少曲折才得以黄袍加身。他当了皇帝之后，致力于统一中国，削平藩镇割据，恢复社会安定，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赵匡胤的故事在宋朝就成为文人笔记和民间传说的题材了。
元、明间罗贯中的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有赵匡胤“正应九五飞龙在天之数”之说，“九五飞龙在天”是《易经》乾卦中的话，后人便用“飞龙”指帝王。宋、金、元、明小说、戏曲中，有大量描写赵匡胤及其有关人物的作品。(详见裴效维：《谈谈〈飞龙传〉》，宝文堂书店版《飞龙全传》附录)长篇章回小说《飞龙全传》正是在以前的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由于它吸取、综合、提炼了同类题材作品的丰富成果，进一步加以改编和艺术加工，因而内容更为完整，手法更为纯熟，影响也更为深远，是一部至今还拥有众多读者的通俗小说。
小说开始时，赵匡胤“正当年交18岁，生得容貌雄伟，器度豁达，更兼精通武艺，膂力过人”。
他生性豪侠，喜打不平。虽然作书人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赵匡胤是“赤须火龙下降人间”，我们的主人公却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发现”。而且那时的“人才学”——看相似乎还不够权威，那位“奉了师父陈抟老祖之命，下山来扮作相士模样，遍游天下，寻访真主”的苗训(字光义)先生一见匡胤便口称“万岁”，并说“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不数年之间，管教身登九五”，他所得到的回报竟是一顿痛打。苗训代表的是天意，他的使命就是为赵匡胤设计一条登上九五之尊的平坦大道，他自始至终指示赵匡胤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作者正是通过他，极力宣扬“世事如棋，从来兴废由天命”的宿命论思想。
如果赵匡胤真是对于苗先生的指示唯命是从，遵行不误，那么，《飞龙全传》只能成为一本拙劣的天命论或宿命论的教科书。
显然，作者懂得小说是不能这样写的。他的办法是，来个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匡胤几乎事事处处都有意或无意地违背苗训的指示和劝告，由此而发生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
他因为砸了苗训的相馆，又不听“此去休要入庙堂，一时戏耍见灾殃”的警告，戏骑泥马，惊动了朝廷，被迫离开汴梁，发配大名府充军，应了苗训“单骑离故乡”的预言。在大名府，他与名妓韩素梅约订终身，并痛打了恶霸韩通。两年后，他回到汴梁，又大闹御勾栏，杀死女乐，从此开始逃亡生涯。途中先后结识了柴荣、郑恩，三人结为兄弟，同奔关西。
郑恩把苗训要他转交的八个铜钱和一个柬帖交给赵匡胤，帖上写着：“输了鸾带莫输山，赌去银钱莫赌誓。”匡胤将柬帖撕碎，说：“今观他胡诌匪言，谁肯信他?”(第9回)到了木铃关，因官府张贴告示缉拿，他不得不与柴、郑二人分手，独自往首阳山投亲。正当投亲不遇时，苗训又叫史魁送来一个柬帖儿，上面写着几句七言诗，再次暗示他以后的遭遇及应注意事项，最后说：“关东再与君推算，眼望陈桥兵变期。”赵匡胤“一时不解其意，只得收在囊中”(第16回)。在历经变故之后，他渐渐觉得“苗光义的阴阳都已有准”。(第17回)但又埋怨苗：“不该到处卖风，对人乱说，倘被当今知道，如何了得?”(第38回)同时对苗的推算仍有怀疑(第44回)。
直到苗训散布“日下又有一日”的舆论，促成了陈桥兵变，赵匡胤方“如梦初醒，想起前日相面之词，真是先见，懊悔屡屡失礼于他”。就这样，小说既宣扬了天命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后者才是《飞龙全传》的成就所在，虽然前者不可避免地对于后者造成了限制和损害。
赵匡胤之所以不肯亦步亦趋地按苗训的指示行事，这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中国的许多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其人物性格往往一出场时就已定型化。但定型化并不等于简单化、公式化。
世所公认，《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的性格也是一出场就被规定了，这就是：“生性豪侠”，“喜打不平”。
在“禅州结义”(第38回)以前，小说用大量的篇幅，通过一系列故事，生动地刻画了赵匡胤敢于反抗强暴、为民除害的侠义性格。在逃亡路上，他从昆明山草寇手中救出了民女张桂英(第5回)，与郑恩一起消灭了在销金桥私设关卡抽取往来客商税息的“坐地虎”董达兄妹(第7－11回)，接着又从强人手中救出赵京娘，并护送京娘回乡(第18－19回)，等等。最集中体现赵匡胤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的，要数那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三打韩通的故事了。
韩通是作为赵匡胤的对立面出现的书中一个主要反面人物，他们的斗争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三打韩通实际上是全书情节发展的一条主干。有了这条主干，整个故事才显得散而不乱，脉络分明。韩通在第2回就登场了，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先听韩素梅对赵匡胤作的介绍：“公子有所不知。这人姓韩名通，乃是这里大名府的第一个恶棍，自恃力大无穷，精通拳棒，成群结党，打遍大名府，并无敌手。因此人人闻名害怕，见影心寒，取他一个大名，叫做韩二虎，真正凶恶异常，横行无比。就是我们行院中，若或稍慢了他，轻则打骂，重则破家。”无怪乎一听韩通来了，素梅“只吓得面如土色，举手无措”。而赵匡胤却毫无惧色，大叫道：“反了，反了，气杀吾也!怎么的一个韩二狗，便装点得这般利害?岂不知俺赵匡胤，是个打光棍的行手，凭你什么三头六臂，伏虎降龙的手段，若遇了俺时，须叫他走了进来，爬了出去。”他把韩通打倒在地后，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匡胤)一把按住，提起拳头，如雨点一般，将他上下尽情乱打。
韩通在地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匡胤喝道：“你这死囚!还是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时，叫我三声祖爷爷，还叫素梅三声祖奶奶，我便饶你去活；若是不叫，管教你立走黄泉，早早去见阎罗老子。”韩通道：“红脸的，你且莫要动手，我和你商量：俺们一般的都是江湖上好汉，今日在你跟前输了锐气，也只是胜败之常；若要在养汉婆娘面前赔口，叫我日后怎好见人?这是断断不能。”匡胤听说，把二目圆睁，喝声道：“韩通，你不叫么?”又把拳头照面上一顿的打，直打得韩通受痛不过，只得叫道：“祖爷爷，我与你有甚冤仇，把我这等毒打?”匡胤又喝道：“你这不怕死的贼囚，怎么只叫得我?快快叫了素梅，我便饶你的命。”韩通无奈，只得叫一声道：“我的祖太太，我平日从不曾犯你的戒，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怎么今日袖手旁观，不则一声，忒觉忍心害义。望你方便一声，解劝解劝。”(第3回)一个是英雄本色，一个是无赖嘴脸，两相对照，十分鲜明。
赵匡胤勒令韩通立即离开大名府，韩通又羞又气，抱头鼠窜逃往平阳，希图后报。这就是“赵匡胤一打韩通”。
二打韩通发生在第29回。
这时赵匡胤已在孟家庄与郑恩重逢，两人来到平阳镇。
匡胤的宝马被人抢走，经打听，这人就是韩通的儿子韩天禄。原来韩通从大名逃到这里，本性不改，仗着惯使枪棒拳脚，横行无状，科敛百姓，而且纵放儿子淫人妻女，诈人财帛。
虽然韩通武艺不弱，连郑恩也非对手，但他很快就被匡胤制服。请看：
当时匡胤一手揪着韩通的头发，一手执着拳头，照着韩通脸上，喝声：“你且睁开驴眼，看我是谁”，此时韩通已是打得眼肿鼻歪……仔细望上一看，方知是赵匡胤……心下想道：“好利害!怎么他又在这里助那黑汉?可见我的造化低，又遇了这个魔头，免不得要下气伏软些，才可保全性命。”于是欢容的答道：“原来是赵公子驾临，自从在大名府一别，直到如今，不知公子安否?”匡胤笑道：“你既认得我，可知当日大名府打了你，如今可还害怕么?”韩通听问，想道：“我前番虽曾挨他的打，连妻子也不知道。今日这些徒弟和我儿子在此，若灭尽了锐气，日后怎好出头?”仔细思量，莫输口气，输了身子罢，便道：“公子，我与你多年相好，厮亲厮敬，连面也不曾红过，今日如何取笑?请到舍下，一叙久别之情，才见义气的朋友。”欺软怕硬而又死要面子的恶棍的形象跃然纸上。但赵匡胤不为他的花言巧语所动，硬是逼着韩通当着众人写下了执照，不许再来。
正如他自己说的：“只为俺一生最喜锄强扶弱，屏恶携良，因此路见不平，权为公举。”
赵匡胤和郑恩被众人留在平阳住了几月，闻说汴梁城已换了朝代，柴荣的姑夫郭威当了皇帝，百铃关正在招兵买马，二人便往百铃关而来。
在百铃关，赵匡胤巧遇韩素梅和她的养子禄哥。俗话说，冤家路窄，那韩通逃离平阳后，就到禅州投奔柴荣，现为镇守百铃关的元帅。
禄哥出去捕鱼，受到韩天禄欺负，由此引出三打韩通。韩通仍是死要面子，哀声求道：“赵公子，求你容情，如今职掌元帅，比不得在大名府与野鸡林的故事，求你留些体面。”最后在柴荣的调停下，韩通向赵、郑二人赔礼了事。
小说第1回说：“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把那三打韩通、禅州结义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可以使闻者惊心，观者吐舌。”可见作者也把三打韩通看作全书的大关目，重头戏，精心描写，着力刻画。
值得指出的是，在三打韩通的故事中，赵匡胤主要不是作为“潜龙”为自己成为“飞龙”扫清障碍而行动，而是基本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受苦的百姓，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势力进行英勇斗争。这个故事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像书中其他情节里常常搀杂的奇幻乃至荒诞的神怪色彩，也就不奇怪了。
紧接着第36回“三挫折义服韩通”(即三打韩通)之后，便是所谓“龙虎聚禅州结义”(第38回)。
从此，赵匡胤追随柴荣，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尽管表面上仍是轰轰烈烈，但除了个别故事如陶三春拳打郑恩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了。这是因为，这时的赵匡胤不再是人民渴望和爱慕的那种济困扶危的豪侠义士，矛盾的性质已经转成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就以赵匡胤与韩通之间关系来说，矛盾虽然继续存在，例如韩通儿子韩天禄与赵匡胤弟弟赵匡义争娶符太师的次女，直至最后韩通反对陈桥兵变，但是性质显然与过去三打韩通时不同了。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赵匡胤当上了皇帝，反而“深念韩通之死，赠为中书令，以旌其忠”，而对于杀死韩通的王彦升，则加以“擅杀主将之罪”，“虽有幸宽宥之，但革其官，终身不用”。也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解释全书前后两半部在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上的差异。
小说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书中的第一主人公未必就是描写得最成功或最受读者喜爱的形象。
在《飞龙全传》中，郑恩如果不是写得最出色，至少也是最讨人喜欢的一个人物形象。从美学角度看，倘若把美粗略地分为优美和壮美两个范畴，那么，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一个壮美型的人物形象系列：《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杨家将演义》中孟良、焦赞，《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说岳全传》中的牛皋……他们勇猛威武，刚直不阿，忠厚淳朴，鲁莽粗犷。
郑恩虽不及这些名字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无愧为这个大家族的一员。
郑恩，字子明，自称“乐子”，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靠挑卖香油度日。
他生得形貌丑陋狰狞，曾被人当成白日恶鬼出现。他力大无穷，性格暴躁，一出场就给人深刻印象。
第8回写他要去救助正与董达苦斗的赵匡胤，可是手中没有兵器，抬头看见那路旁种着数十株枣树，便“连忙走至跟前，逐株相了一遭，只拣大大的一株，走近数步，探着身子，将两手擒住了树身，把两腿一蹬，身体往后用力一挣，只听得‘轰’的一声响处，早把那株大树连根带土拔了起来。遂又磕去泥根，扯掉了树叶，约有百余斤沉重。横担肩头，只望那尘起处奔走。
”这一招一式，真是虎虎有生气，不由得令人想起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只见他“举起了这株枣树，大步冲将进去，不顾好歹，望着贼兵如耕田锄地的一般，排头儿乱筑”，贼兵“搠着即死，遇着即亡”。这又宛如抡起板斧、逢人即砍的李逵模样。
作者安排郑恩受了苗训的指点去救赵匡胤这个“真主”，所以他有“果遇真主，就与他八拜为交，结个患难相扶的朋友，博得日后封个亲王铁券”的想法，但是郑恩的英雄气概并不表现在对功名仕途的狂热追求上，他渴望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任性而行，不为世俗的利害关系所束缚。这一点，在他和柴荣的矛盾中很突出地反映出来了。
在黄土坡，柴荣、赵匡胤、郑恩三人“义结金兰”。到了木铃关，赵匡胤无法过关，由郑恩伴同柴荣过关卖伞。从过关时丢失银钱，到柴荣病倒在客店，二人矛盾步步加深。最后因郑恩把柴荣赖以为生的伞、车都拿去换钱吃喝，柴荣终于开口骂道：“阿唷!你这黑贼，累我弄到这般光景……你这黑贼，再在此跟我几日，只怕连我身体也要被你葬在肚里了。你这等人，还要与你做什么朋友?不如早早撒开，各寻头路，休得在此累我长气。”郑恩听了，心中大怒，也骂道：“你这稀尿的伞夫，劣货的蛮子!……你既没情，乐子也便没义了，从今各自走路罢了!”
有的研究者认为，柴荣大病，而郑恩忍心舍之而去，这不符合郑恩刚直的性格，未免有些矛盾。其实，这并不是郑恩性格本身的不一致，而是由二人性格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冲突。柴荣是个小商人，常常表露出心胸狭窄、自私悭吝的世俗习气，不能理解，更不能欣赏郑恩那种粗犷豪放的英雄本色，反而跟郑恩锱铢计较，自然引起后者的不满和鄙视。
正直刚烈，即使对于结义兄长也不肯委曲求全，这正是郑恩之所以为郑恩之性格特点。由于出身和经历不同，柴荣、赵匡胤和郑恩三人性格也各异，作者的描写相当有分寸。但小说开始把柴荣写得懦弱无能，胸无大志，后来他投奔姑夫郭威后，却雄心勃勃，精明能干，前后判若两人，倒确是人物性格刻画上的自相矛盾之处。
小说后半部中，郑恩与丑女陶三春始于相打、终于成亲的故事，是全书里最富喜剧性的情节。郑恩因天热偷瓜，打了园公，被陶三春打倒在地：“三春抡起拳头，又是几下，打得郑恩怪叫不止道：‘乐子吃了亏。’三春恼的这一句，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说，你是谁的老子?’那园公要报打他之仇，便接口说道：‘姑娘，他讨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起拳头，一连又是十多下，打得郑恩痛苦难忍，叫号连天。”(第40回)后来由赵匡胤作伐，郑恩与三春定了亲。
但开始郑恩对此事不甚乐意，回到京城，他对周世宗柴荣说：“方才臣已说过，总不要这女人。如陛下要去迎来，这原是二哥做的媒，任二哥娶了去。”他怕结婚以后，“一步也做不得主，呆呆的听人吩咐，好不耐烦”。眼看娶亲之期已近，郑恩不知婚姻礼数，跑去向赵匡胤请教时，还说：“二哥，兄弟想这女娃娃，实是气他不过。到了这日，等待拜堂过了，兄弟便去多呷几壶酒，不去睬他，竟自睡觉。你道好么?”这些描写，把一向无牵无挂、天真鲁莽的郑恩此时此刻又羞又气、又喜又怕的特殊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不但使他的形象增添了喜剧色彩，还使他的性格更加丰满。
《飞龙全传》具有浓重的奇幻色彩，书中有不少纯属荒诞、迷信的描写。古代人民群众往往赋予其所喜爱的英雄以超自然的力量，而这又是通过这些英雄战胜同样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对手来得到实现的。
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小说的传统特色。《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有一条神奇的鸾带，平时束在腰间是一条带子，战斗时解落下来，便成一条棍棒，而且能护身破邪。郑恩长着左大右小的雌雄二目，善识妖邪。像这样一些描写，看似荒诞，实则有助于渲染英雄的神勇威武，增添作品的传奇色彩。
当然，由于作者思想水平的限制，《飞龙全传》在处理真实和奇幻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尽管从思想和艺术水平来看，《飞龙全传》并不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许多文学史、小说史甚至对它不屑一提，但是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前所述，《飞龙全传》是在继承和吸取以前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反过来，它本身对于后代的小说、戏曲、说唱艺术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单以戏曲来说，据不完全统计，由《飞龙全传》的人物和故事改编而成的京剧和地方戏剧目有几十种之多，例如《输华山》、《飞龙传》、《三打陶三春》等，《阿Q正传》中阿Q所唱的“手执铜鞭将你打”，就是出于绍剧《龙虎斗》，演的正是《飞龙传》故事。
《飞龙全传》至今仍然吸引着为数不少的读者，它确是群众性的通俗小说。
有的小说史把《飞龙全传》和另一部描写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小说《英烈传》同列为明代末年的作品，实际上，由于资料的缺乏，《飞龙全传》的成书年代及其原作者都不能确考。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吴璇的修订本。吴璇，字衡章，别署东隅逸士，生平不详。据他写的序言说，“己已岁”即乾隆十四年(1749)，朋友送给他一本名曰《飞龙传》的书，因为“视其事则虚妄无稽，阅其词则浮泛而俚”，他当时又正埋头科举，“无暇他涉，偶一寓目，即鄙而置之”。
后来屡试不第，弃文经商。
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他“复理故业”(指“举子业”)，课习之暇，为了“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于是检向所鄙之《飞龙传》，为之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驯之格，传神写吻，尽态极妍”，要“令阅者惊奇拍案，目不暇给”。我们可以相信，通过他的修订加工，确实提高了《飞龙传》的艺术质量，以致只有他的本子能够流传于世。
吴本《飞龙全传》的旧刻本很多。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之一出版的《飞龙全传》，以东皋书屋藏板为底本，题为吴璇着。1982年宝文堂书店作为“传统戏曲、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之一，也印行了《飞龙全传》，该书以崇德书院本为底本，题为东隅逸士编，书前的“校订说明”和书后的几种附录对于了解这部小说的版本、故事的流传与演变等等提供了很多资料，颇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