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尔洛维奇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辞典》第954页（2186字）

【生卒】：1766—1835

【介绍】：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其主要着作是五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1824年陆续发表)，该书是他在给俄国尼古拉大公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经多次引证这本书并对其中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

施托尔希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否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尺度。他认为，物品的价值决定于人民的意见所产生的需要，并随意见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指出，他认为“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可以满足意见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们需要的意见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现这些东西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4·85)。这里所说的价值，实际指的是使用价值。用“人的意见”决定效用或价值，实际是庸俗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它完全抹煞了价值的实质和真正来源。

他同样用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货币，认为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它必须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也是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施托尔希把资本既理解为供物质生产用的一定货币额，又把它看作是“用于工业消费，即用于再生产的财富总额”，从而混淆了资本和资本的物质形式，掩盖了资本的本质。

他不懂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只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这种划分又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施托尔希……要求流动资本具有进行流通这样一种资本使命。但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又说……‘一切固定资本最初都来自某种流动资本，并且需要靠流动资本来不断维持’”，并借以“提供收入”(46下·156－157)。他完全模糊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界限。施托尔希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及其产生的阶级对立现象。

他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勤劳只有在它生产出足以补偿生产费用的价值时才是生产的……。其实，这种再生产还不够，它还必须生产出超额价值。”马克思在上述手稿里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时引用这段话，来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释资本增殖“是极端困难的”，只要“看一下施托尔希是怎样用一个副词‘其实’来引进这个基本规定的”(46上·227)，就十分清楚了。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他虽曾指出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是“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却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因资本家破产而失掉工资外，“不冒任何风险”，因为“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经常的影响所证明”(23·197－198)。施托尔希还提出如下的荒谬论调：资本主义时期虽然会产生贫困和堕落，但它和野蛮时期相比却有一个优点，即“安全”!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有力地揭穿了这一谬论的辩护性的实质(见23·710)。

施托尔希反对斯密和萨伊混同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收入的错误观点，而明确地把二者区分开来。他把年产品的价值分为资本和利润两部分，认为其中每一部分都要用来购买国民所需的产品，以维持一国的资本和更新消费基金。

他说一国的纯收入，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的余额构成的；如果承认一国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那就意味着社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的价值消费掉，而不需要扣除任何资本，也不会因此而影响一国的生产，这是错误的。而构成一国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Ⅰ稿中指出，施托尔希对萨伊和斯密观点的反驳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本人“也完全不能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他的功绩是指出了这种现象”(49·467)。他反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斯密把一切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的人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是错误的；而批评斯密的人也完全没有弄清“物质的、可交换的价值”同“非物质价值”之间的区别，因而把非物质劳动看做生产劳动。他则把精神财富的生产同物质财富的生产区分开来，并对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作了分析，认为物质财富生产是精神财富生产的前提，而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二者的平衡发展，使整个国民福利不断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曾深刻地批判了他的这种观点，指出，在这里，他虽然提出了一些“机智的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还只不过是对这两种生产作了“最一般的表面的类比和对照”，“他甚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其主要错误在于没有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物质生产。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26Ⅰ·295－297)。

施托尔希虽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见解，但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他自己也陷于错误和矛盾之中，他的理论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辩护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