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辞典》第1017页（2094字）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的重要的、也是唯一在他生前发表的经济学着作。

它初版于1776年，斯密生前再版过四次(1778年、1784年、1786年、1789年)，都没有作重大的修改。马克思在《资本论》引用的主要是该书如下几个版本：(1)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的1835－1839年伦敦版；(2)大卫·布坎南发行的1814年爱丁堡版；(3)热·加尔涅18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附有译者的注释和评述。马克思也使用1776年的初版本。

斯密在该书中第一次把当时一切经济学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体系，并用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因此，马克思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26Ⅱ·181)。

斯密的着作是以考察支配“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发展的规律作为对象。

他针对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看成社会财富唯一形式的观点，宣称“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每年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并把财富的源泉归结于一切生产部门中的劳动。他认为要增进“国民财富”，必须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前者的实现依靠于加强工人之间的分工和采用机器，而后者的实观则依靠于增加资本。这反映出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以及扩大对工人的剥削规模来发展商品生产，以增加他们的利润的愿望和要求。

斯密根据上述中心思想来安排自己着作的整个结构。全书除导言以外，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产品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一开始即考察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的决定因素之一的分工。他认为，分工之能成为财富增加的原因，以社会成员能按照“自然价格”来交换他们的产品作为前提，而“自然价格”问题则又包含着收入的分配问题。

因此，他在这一篇中又考察了交换、货币和交换价值，以及劳动产品如何分配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考察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二个因素，即资本。

他先从储备中划分出资本，指出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然后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条件，阐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以及资本的各种形式，即生息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资本的增加是增进“国民财富”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分工的发展是以资本的增加作为前提。

他把资本的增加看成是由于资本家把收入转化为资本而来，即由于资本家的节约或节俭而来。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于发展初期的状况，也反映出资产阶级要求限制封建贵族奢侈浪费的愿望。

在斯密着作的前两篇中，几乎包括了斯密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理。

第三篇《论不同国家富裕程度的不同进展》，研究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分工在历史上消长情况。斯密从城乡分工的观点出发，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在经济史上的两个过程，即农业的衰落和城市的繁荣。这一篇的内容相当于经济史。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考察了不正确的政策和学说如何妨碍“国民财富”的增进。斯密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学说和政策，同时也评论了重农主义体系，但仅用一章篇幅，因为他同意重农学派的基本思想，即同意重农学派关于“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一篇的内容近似于经济学说史。

第五篇《论君主和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发展的影响，论述了国家的税收和支出所应遵循的原则。

这一篇的内容类似财政学。

斯密的着作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马克思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曾对斯密的着作做了详细的摘要和札记，在五十、六十年代写作《资本论》草稿时，又对斯密的着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科学成分；抛弃了其中的庸俗成分。

我国清朝末年严复曾把斯密的着作翻译为古汉语，在1902年以《原富》为名出版。

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所以《原富》一书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

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重译了这部着作，改题为《国富论》出版。

全国解放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又经校订，并恢复原来书名于1972年重新出版，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斯密的着作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仍有影响。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斯密所宣扬的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认为应当利用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这反映出喧嚣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