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284页（11953字）
【内容介绍】：
有关政府支出特别是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的早期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对利率产生影响，因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一种事后排挤效应。
从公共支出水平的提高对当前资源产生超额需求这个意义上说，利率会上升，降低私人资本支出水平。
在古典的充分就业经济模式中，每单位公共支出导致的私人投资降低数量可能等于：
－ir／(ir+cr) (1)
式中，ir和cr分别表明私人投资和消费对利率变化的反应灵敏度。
在完全无弹性私人储蓄的极端情况下(cr=0)，公共支出增加会一对一地排挤私人投资；但是，倘若储蓄具有一定弹性，公共支出增加的部分负担就要由现在承担，因为利率上扬会降低当期消费支出水平。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完全利息弹性的投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支出增加也会一对一地排挤私人资本积累。卡尔森和斯潘瑟(Carlson and Spencer，1975)把这种情况称为“骑士”情况(knightian case)，因为根据他们对骑士资本理论的解释，不希望有递减的资本收益率。
与上述极端情况相反的极端情况是，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指出，政府支出对私人资本积累的负效应很小，因为货币需求的利息灵敏度允许产出增加，将与货币市场均衡相一致，因此，无需提高利率水平来重建商品市场均衡。在此情况下，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由下式给定：
－ir／［(ir+cr+(mr*sy)／my］ (2)
式中，mr和my分别是货币需求对利率和收入的反应灵敏度，sy是边际储蓄倾向。在无限利息灵敏度货币需求(即“流动性陷阱”)这种极端情况下，利率不会尾随政府支出增加而提高，结果，对私人投资水平没有影响。
的确，加速器(以及后来的灵活加速器)理论的出现导致这样的结论：财政政策通过刺激总需求和产出，可以“拉动”企业的资本支出。给定以前的产出水平，投资可能被拥入，由下式表示：
｜mr｜*iy－｜ir｜*my＞0 (3)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扬所导致的对投资的任何负效应都会被产出水平提高以及随之产生的扩张能力需要这种正效应所压倒。这是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表述的一种“静态”模型(Branson，1972)，特别是伊斯纳(Eisner， 1986)坚定地持有这种观点：政府赤字“拉动”私人投资。用他的话说，随着公债的发行，“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满足我们今天对面包的需求，而且现今还建立新的面包店以满足我们明天对面包的更多的需求。”
以后的讨论集中于伴随着公债发行财富变化的含义，即集中于消费和资产需求。假定公共支出增加是由债务融资的，公债的扩张增加财富，从而消费和货币需求提高。由于前一效应可能刺激生产，而后一效应可能提高利率，所以，它们对产出和私人投资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Silber，1970，p．461－472)。
布林德和索洛(Blinder and Solow，1973，p．319－337)把这种财富效应作为他们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始点，但着重于这样的必要条件：在长期均衡中，预算要保持平衡。在这种环境下，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一定是刺激性的，因为增加的收入须为公债水平增加的利息支付融资。
戴维和斯卡丁(David and Scadding，1974，p．225－250)对排挤的分析与他人十分不同，他们强调的是公共支出事先排挤私人支出的可能性。
特别是他们提出，增加公债发行等量地排挤了私人投资，因为赤字融资被认为是公共投资，而后者取代私人资本支出。另一方面，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被认为是政府消费，而等量地排挤私人消费。因此认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水平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只有当公共资本支出通常是债务融资时，这种观点才与“超理性”(ultrarational)消费者相一致。
巴罗(Barro，1974，p．1095－1117)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公共支出的融资方法(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税收融资)与总体经济结果无关。众所周知，这种分析首先认为私人储蓄具有缓冲公共部门资金状况变化的作用；公债融资的减税(这种减税是一次总付税的减税)会使私人储蓄发生等量的事先增加，以便为隐含的未来纳税义务做准备，结果利率、产出以及价格水平不受影响。
然而，关键点是：随着公共融资方法中的这种“等价”存在，集中于财政政策的实际方面是可行的，这些方法包括政府购买的暂时格局、扭曲性税收的变化以及公共支出构成的改变，这些都是影响私人部门经济的潜在的强有力的渠道。
公债发行由私人储蓄抵消的程度问题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鲍斯金(Boskin，1987)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2，p．1－20)、莫迪利亚尼和斯特林(Modigliani and Sterling，1986，p．1168－1179)以及波特巴和萨默斯(Poterba and Summers，1987，p．369－392)等指出，私人消费的确受到政府支出的税收和债务融资搭配变化的刺激。然而，阿肖尔(Aschauer，1985，p．117－127)、科秦(Kochin，1974，p．385－394)、科曼迪(Kormendi，1983，p．994－1010)、塞特(Seater，1982，p．376－389)、塞特和麦里亚诺(Seater and Mariano，1985，p．196－215)以及泰纳(Tanner，1978，p．317－321，1979，p．214－218)等提出相反的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政府的融资决策对利率的影响。虽然霍尔雪(Hoelscher，1986，p．1－17)发现公债发行对长期利率具有正效应，但德亚(Dwyer，1982，p．315－329)、伊文斯(Evans，1985，p．68－87，1986，1987，p．34－58)和波劳瑟(Plosser，1982，p．325－352，1987，p．343－368)没有发现债务融资与资产收益之间在统计上具有相关性。尽管在结论上是多样的，但似乎可以保持这样的假设：财政政策的实际方面对总体宏观经济结果显然与对公共支出融资手段决策同样重要。
阿默德(Ahmed，1986，p．197－224)和巴罗(Barro，1981，p．1086－1121，1987，p．221－247)阐明了政府支出对产出、利率和贸易收支的暂时影响强度的重要性。
从长期收入假设角度开始，政府支出的暂时提高对当前的商品和劳务产生一种超额需求；因此，产出提高(Barro，1981，p．1086－1121)、利率上升(Barro，1987，p．221－247)以及经常账户赤字(Ahmed，1986，p．197－224)的某种组合须重建均衡。
然而，政府购买更为持久的增加将导致财富消耗和有效长期收入大量损失，消费和闲暇下降，最终对产出、资产价格和经常国际收支状况产生更加有限的影响。
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阿肖尔(Aschauer，1988a，p．41－62，1988d)、阿肖尔和格林沃德(Aschauer and Greenwood，1985，p．91－138)以及巴罗(Barro，1988)等以均衡方法对各种形式的政府支出(非军事投资、军事投资以及政府“消费”)与私人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集中于这样的问题：较高的公共资本积累会“排挤”私人的工厂和设备投资吗?从新古典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基本的、相反的因素。一方面，较高的公共投资会使国民资本积累率超过私人部门行为主体(以假定的合理方式)选定的水平；因此，公共资本支出可能事先排挤私人的资本品支出，因为个人试图重建一种最优跨时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公共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资本(如公路、供水系统、下水道、机场等等)很可能与私人资本在私人生产技术上形成互补关系。因此，较高的公共投资会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会“拉动”私人投资。
这种理论分析包含这样的假设，这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生活在这种经济中的人是类似的无限寿命的个人。
私人投资与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在一般均衡中可表述为：
i=i(φ，ig，cg) (4)
式中，i代表私人投资，φ代表边际私人资本产量，ig代表公共投资或资本账户支出，cg代表政府消费或经常账户支出。这里，边际私人资本产量提高将提高私人投资水平。
在私人资本收益率既定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增加一个单位，将使私人投资改变的数量是：
－1－(mpc／φ)*(fkg－φ) (5)
式中，mpc代表整个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fkg代表在私人生产中的边际公共资本产量。依此公式，如果这种公共支出的变化对财富没有影响，则公共投资增加将等量的排挤私人投资。在此情况下，公共投资增加将使国民资本积累率提高超过私人部门行为主体选定的最优水平；于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将会降低，使国民投资返回到其以前的状况。
然而，假定公共资本存量处于这样一种水平，边际私人资本产量与边际公共资本产量不相等，则公共投资的变化(以及公共资本存量的边际变化)将影响私人部门行为主体的财富。假定公共资本存量“太低”，以致于fkg＞φ。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投资增加以及等量地排挤私人投资可能会提高未来的产出，产生一种正的未来收入效应。消费者对这种资源配置改善的反应可能会提高当前的消费而降低储蓄，结果私人资本积累在未来下降。
公共消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公共部门商品和劳务取代私人部门商品和劳务的程度，这种支出变化的持续性，边际消费倾向的时间路径(time profile)。假定当前公共消费支出的变化将伴随着未来这种购买的变化，等于a乘以这种当前变化。
因此，如果这种当前变化是短暂的，a=0，如果是长久的，a=1。
于是，公共消费支出增加一单位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是：
－［(1－ugc－fgc)／φ］*(mpcf－a*mpc) (6)
式中，ugc代表公共商品和劳务消费替代私人商品和劳务消费的边际替代率，fgc代表私人生产中的边际公共经常账户支出产量，mpcf代表未来的边际消费倾向。
显然，如果ugc+fgc=1，公共经常账户支出的变化对行为主体的有效跨时消费机会没有影响，私人投资也不会受到影响。从不干扰跨时资源配置(以及私人储蓄和投资)这个程度上说，公共支出增加排挤私人消费支出，直接扩张生产。
然而，可获得的经验证据表明，公共支出难以替代私人消费。科曼迪(Kormendi，1983，p．994－1010)和阿肖尔(Aschauer，1985，p．117－127)对ugc的估计值在0．2至0．4之间。
证据还表明，公共支出对生产具有相对较小的直接效应。阿默德(Ahmed，1986，p．197－224)依据英国的数据，得到fgc的估计值是0．39，而阿肖尔(Aschauer，1988c)却没有得到公共经常账户支出对总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迹象。
据此，政府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能会降低行为主体的有效消费可能性，而潜在地引致私人投资变化，因为行为主体重新配置公共部门跨时扩张的“负担”。
假定0＜ugc+fgc＜1，考察这种情况，即公共消费提高是长期的，a=1。
如果整个边际消费倾向的时间路径是平坦的，私人投资就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路径是向上(下)倾斜的，私人投资就会下降(上升)。
最后，假定0＜ugc+fgc＜1和mpc=mpcf，但公共消费支出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短暂的，则对投资的影响由下式给定：
－(1－ugc－fgc)*(1－a)／(1+φ) (7)
从而公共支出增加不会引致私人投资等量下降。
因此，从净结果来看，公共消费支出提高对私人资本积累可能有负影响，如果公共购买增加越短暂，和(或)共用品替代私人消费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效应就越有可能。
边际私人资本产量由下式给定：
φ=fk(k，kg，cg) (8)
式中，k代表私人资本存量，kg代表公共资本存量，cg代表经常账户的公共支出。公共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资本)的鲜明特征是很可能与私人资本有互补关系。
具体来说是这种类型的公共资本的水平提高可能会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或者说fk，kg＞0。进一步而言，有理由认为军事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影响比较小。非耐用品和劳务上的公共支出增加对边际私人资本产量的影响更是模糊不清。
虽然维持警察、消防部门的经常性支出可能导致资本收益率提高，但管理机构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支出无疑会降低资本收益，因为企业不得不寻找低(私人)成本效率生产方法(less cost-effective methods of production)。
因此，按照新古典思路，公共投资支出增 加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明确。一方面，从在私人生产技术中公共与私人资本存量彼此间替代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投资增加等量排挤私人资本支出。
另一方面，可以推测，公共资本又产生强大的外部效应，即提高私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不是导致私人资本支出减少就是导致私人资本支出增加，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相对效力。
经验分析集中于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收益率的影响。阿肖尔(Aschauer，1988d)选择了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资净额占私人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净额比率、公共非住宅固定投资净额占私人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净额比率、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等于政府的产品和劳务购买总额减去公共非住宅固定投资净额)占私人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净额比率、私人非金融公司资本的收益率、军事投资净额占私人非住宅资本净额比率以及制造业的能力利用率等变量，利用美国1953年～1986年整个时期这些变量的样本统计量进行经验分析，得到的最终结论是：上述两种力量都在起作用，公共投资支出增加的净效应是使私人投资相对微小下降，但整个国民投资水平提高了。所以，从理论分析到经验，他指出，公共投资政策在其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上决不是“中性的”。。
【参考文献】：
排挤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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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对利率的影响：理论分析(Effects of Fiscal Deficit on Interest Rates：Theore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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