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税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470页(17448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近20年来,大量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战略十分成功,其中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外向型贸易战略:减少贸易壁垒,消除出口抑制因素,实行货币的可兑换性。

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与采取内向型政策或温和的外向型政策的国家相比,采取强有力的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要好得多(IMF,1993)。1974年~1992年,采取强有力的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年实际人均GDP增长6%,要素生产率提高3%强。

相比之下,全部发展中国家平均实际人均GDP增长1.6%,要素生产率提高1%左右(Escolano,1995,p.199)。

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外向型贸易战略很成功,但是,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证据表明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正在日益逆转。

过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清除促进了战后时期全球空前的经济增长,可是近来保护主义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经济增长滑坡,生产率下降,对外不平衡加剧,失业率提高。尽管关税在工业化国家仍然比较低,但其他非关税壁垒自70年代以来作用越来越大。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国际贸易在促进创新、竞争和提高生产率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管制贸易理论(managed trade theory)和战略贸易理论(strategic trade theory)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支持新保护主义政策(Kelly and McGuirk,1992;Bhagwatti,1988,p.988-1002;Worlk Bank, 1987; Corden, 1987;IMF,1993)。本文仅讨论贸易政策中的国际贸易税收问题。

2.自由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

2.1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

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观点要追溯到经济科学的起源和斯密与李嘉图的思想。国际贸易被认为恰好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转换活动:出口根据其国际相对价格转换为进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增加了他们可以购买的物品和服务,因为国际贸易或者降低了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或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新的商品,或者二者兼有。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促进了生产活动和技术的专业化,使该国获得比较利益。

因此,自由贸易将改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会提高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贸易伙伴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一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也比保护主义政策更增进福利。

支持自由贸易的这种古典论据,与倡导市场配置资源、反对政府干预价格决定过程的论据同出一辙(Corden,1974;Dixit,1985,p.313-374)。

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的古典论据并没有因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获益而受推崇。虽然普遍认为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密切,但自由贸易的传统论据实质上是静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试图澄清经济环境的一些政策和因素,它们不仅是实现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关键,也是提高长期产出增长率的关键。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消除无效率的政策(如贸易壁垒)可能会使产出水平一时上升,但不能影响其长期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阐明了自由贸易如何能够明显地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IMF,1993)。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探求经济增长的根源时,主要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研究与开发投资等的作用,而开放的贸易政策使得各国受益于促进增长的各要素。

中间产品的进口可能包含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是其他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结果。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增加了新技术的转播;更加激烈的竞争促使本国企业加快吸收新技术的步伐,增加资源投入开发新产品或改进产品。

保护主义政策也隐含地阻碍了出口。

首先,进口关税增加会导致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其次,关税给予进口替代行业的优惠待遇会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转向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的生产而离开出口导向行业。再次,这种政策很可能导致成本普遍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不利于出口。

赞同保护主义政策的论据一般假定政府能够选择正确的保护部门,并且能够以最佳方式管制贸易和国内政策。

可是,事实上政府很难成功地确定所支持的行业,因为这要取决于生产技术和市场结构的详细情况,而对这些情况政府知之甚少(Krueger,1974,p.291-303;Bhagwati,1982,p.988-1002)。

2.2 关税的筹措收入目标

关税存在的理论依据有时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无关。与非关税壁垒(如配额、竞争性补贴、自愿出口限制等)不同,进口关税或出口关税能为政府筹措收入。在有些国家,国际贸易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的稳定来源。

可是,有人证明,贸易税不是筹措收入的最佳工具:对国内产品和外国产品同样征税的并且可以产生相同收入的各种国内税组合,所引起的效率损失比较低(Dixit,1985,p.313-374)。

在收入目标既定的情况下,必要的税种应当使效率损失和增长潜力损失最小化。国际贸易税所产生的效率损失源于它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加进的“楔子”,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各种国内税诸如消费税和所得税可以采取低税率、宽税基同样会实现收入目标,同时不会有保护主义倾向。

然而,反对关税作为筹措收入工具的论据有其局限性,它要求有可利用的贸易中性国内税,但在实践中很难找到这类税。支持贸易税的论据主要是其管理成本比较低。《世界发展报告》估计,征收贸易税的管理成本占征收上来收入的1%~3%,而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和10%(World Bank,1988)。因此,在税务管理能力较弱、市场机制不发达、会计制度不健全、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国家,关税作为筹措收入的工具不失为一种简单方法。

当然,在中期和长期,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战略目标,应当主要利用国内税收手段,改善税务管理,逐步减少对国际贸易的征税。这是因为,贸易税的管理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经济社会成本比较高(World Bank,1988;Tanzi,1990)。

就是在利用关税筹措收入时,关税的税率应当低得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2.3 关税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

在一国面临着对外部门不平衡的情况下,关税常常用来平衡国际收支。

对外不平衡表示实际汇率是不可持续的。

政府通过征收关税,避免国内调整。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关税将促使汇率重估,抵消关税增加对贸易的影响。同样,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或者当政府试图避免汇率贬值时,关税用来校正对外不平衡,目的是为了消除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虽然贬值可能有益于出口,但是关税通过增加成本而减少出口。由于这种措施会使资源离开出口部门,因此在长期它很可能使贸易收支恶化。

2.4 关税的反倾销目标

反倾销关税的理由在于保护竞争和公平贸易。

反倾销关税的主要目的是抵消出口国的出口补贴。

新贸易理论认为,对“战略性”产业补贴是合理的,是在这些产业获取比较利益的手段(Helpman and Krugman,1989)。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只允许对初级产品的出口补贴。

可是,在实践中,出口商品价格中的补贴因素很难确定。

课征关税并不总是进口国的最佳反应。而且,贸易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用反倾销关税的国家实质上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Bhagwati,1988;Kelly and McGuirk,1992)。

2.5 关税与贸易条件

从原则上讲,课征关税对于能够影响其进出口商品国际价格的国家是有益的。如果出口商不能合谋采取行动,但整个国家对出口市场拥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权,那么,课征出口关税可以消除出口商合谋行为的影响。同样,当一国拥有进口市场的垄断权时,进口关税可以贯彻有利的定价策略。

通过权衡关税的收益和成本课征最适关税,前者指政府收入和私人利润,后者指国内扭曲和资源配置不当。尽管一国的福利因此而提高,但其他国家的福利可能会大幅度下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小型贸易国家,很难通过交易制造产品或初级产品影响国际价格。

但是,这些国家可能拥有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垄断权,可以通过限制出口或对出口征税来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

不过,在实践中,为了改善贸易条件而征收关税很少作为依据,其原因似乎是怕引起相互报复大战(Baldwin,1990,p.108-121,1992,p.804-829)。倘若把报复的可能性考虑进来,利用关税来改善贸易条件就不再是最适的(McMillan,1986)。

3.名义保护与有效保护

对进口商品课征关税会提高这种商品的国内价格。如果在国内也有相同商品的生产者,那么,这种关税就使得他们免遭国际竞争的冲击。

这一作用常常是关税的主要目的,但即使这不是关税的基本目标,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也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保护主义政策对不同产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进口替代产业一般得到保护,而出口商和非国际贸易商品的生产者会受到损害。

因此,贸易制度具有推动国内资源配置的倾向。当评估贸易制度的这种倾向时,通常需要确定提供给不同产业的保护程度。

下面,我们以非禁止性关税(nonpro hibitive tariffs)来讨论保护程度问题。如果国内价格(不包括其他国内间接税)近似等于国际价格加上关税,这种关税就是非禁止性关税,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最为常见。不过,在分析非禁止性关税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两种极端情况或者说“角解”(corner solutions)。第一,当国际价格加上关税大大高于国内价格时,关税提供的这种保护等于禁止进口。

第二,当国际价格加上关税大大低于国内生产者愿意供给这种商品的价格时,结果与上述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内生产将不复存在,关税对任何国内产也没有提供保护。

当然,上述两种情况是极端的,通常的情况是国际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等于国际价格加上相应的关税。保护程度一般以国际价格的百分比表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名义保护率。

如果关税是从价税,是进口商品价值的一定比例,那么,关税的税率本身就衡量了名义保护率。如果关税是从量税,名义保护率等于关税除以扣除关税后的价格。因此,名义保护率的代数表达式是:

NRP=(PD-PI)/PI

式中的PD和PI分别代表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

名义保护率不总是表明关税制度向某一产业提供保护程度的良好指标。保护不只是提高价格,国内产业可以按该价格出售商品。倘若关税适用于中间产品,它也会提高价格,国内生产者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购买这种投入物。相反,倘若关税仅适用于最终产品而不适用于任何投入物,那么,有效保护程度将取决于增值数量。当国内产业获得单一成本与其产品价格之间的差价(按国内价格计算的增值)时,该行业就获得了正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概念上说,有效保护就是国内的增值差价与国际市场通行的差价标准之间的关系。

总之,某一部门的有效保护率等于该部门按国内价格计算的增值额超过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值额的数量除以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值额,也就是说,

ERP=(VD-VI)/VI

式中的VD和VI分别代表按国内价格和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值额。

使用有效保护率和名义保护率都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概念只考虑了关税的直接影响。如果贸易制度被改变,间接一般均衡效应在整个经济中就会发生。经验研究表明,名义保护率和有效保护率低估了保护的实际程度(Krueger,1984,p.519-569)。第二,名义保护率和有效保护率在不同的行业间差异很大。

但如果它们的平均值为零,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没有保护。

当所有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总效应是对所有国际贸易商品的生产提供相同的名义保护或有效保护时,就说这种贸易制度是中性的。

可见,贸易制度的中性意味着在贸易商品的行业间,保护率相等,或者说贸易制度在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之间不存在差异。

但是,中性并不表示这些保护率很低,或者贸易制度不具有扭曲性:关税很高的贸易制度仍然可能是中性的;倘若关税辅之以出口补贴,那么,进口商品的保护率可能等于出口商品的保护率,而该国保持了较高的保护率。

此外,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受到很大扭曲。

4.最适进口关税

近年来,有关贸易改革的政策建议很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整方案提出,要降低平均关税,减少现行关税税率的差异(Thomas and Nash,1991)。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偏离这种政策可能是正当的,或者说从现行的贸易制度到最适制度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本节主要讨论最适关税结构设计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Subramanian,Ibrahim and Torres-Castro,1993)。

4.1 收入目标下的最适关税制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课征关税并非是一种最适政策(Dixit,1985,p.313-374)。也就是说,在有外部性的情况下,贸易中性的国内税收和补贴能够与扭曲和效率损失比较低的既定的关税制度筹措相同的收入。

在实践中,政府征收关税常常是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免遭国外竞争。这种保护扭曲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关系,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

随着整个国内市场的价格提高,成本将上升,要素生产率将下降,币值高估,削弱了该国的出口能力。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生产者常常缺乏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和节省成本措施的积极性;保护反而鼓励了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贸易中性的国内税收使得税基比较广泛,也就为实施低税率提供了可能性,从而避免内向型倾向。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最适关税可能是一种全面零税率的关税。

不过,鉴于从收入角度考虑,有人也常常建议实行低关税政策。当设计最适税种组合以满足既定的收入目标之时,关税所产生的扭曲应当与征收成本的节省以及其他经济领域扭曲的减少权衡考虑。国际贸易税的征收成本一般低于国内税。《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估计,贸易税的平均征收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在1%~3%之间,而国内税收的征收成本比较高,所得税为10%,增值税为5%(World Bank,1988)。

低关税的经济成本比较低。

征收某种税的经济成本是一个比管理成本更为综合的概念。经济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效率损失而使产出减少的价值。随着税率的提高,一种税的经济成本提高得更快(Auerbach,1985,p.61-127;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在国际贸易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国际贸易税本身的效率损失再加上与保护有关的效率损失。

与保护有关的效率损失是由内向形倾向和关税所致。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扭曲了国内价格,增加国内成本,削弱出口活动。在税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关税的管理成本比较低,抵消了保护的经济成本。

如果现行的国内税收管理成本很高,扭曲很大,如果财政不平衡状况急需增加政府收入,那么,就更应该实行低税率关税。

一旦决定实行低税率的关税,就应当尽量使税率差异最小化,其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种税率大大增加了关税的管理成本。征收成本低是征收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多种税率因增加征收成本而削弱了关税存在的理论基础。

第二,统一税率意味着对所有国内产业的有效保护是统一的。只要出口商就其进口投入物缴纳的关税得到退还,那么,统一税率制度就会使部门间的扭曲最小化。当投入物比产品的课征税率低时,生产最终产品的行业比其他经济活动获得更高的有效保护。一般而言,对产品课征高关税税率有益于这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不利于以这种产品作为投入物的活动。

税率差异将使各行业获得不同的有效保护程度,取决于其产品和投入物适用的税率。虽然出口商的产品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但其投入物的价格(也就是说其成本)因保护而增加。

结果,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有害于出口行业。为了使这种反出口倾向最小化,让出口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有必要退还对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物课征的进口关税。

第三,税率差异促使特殊利益集团投入资源以增加对他们的保护数量。

每个行业都有很强烈的动力,促使适用于其产品的特定税率提高。相反,统一关税税率会减弱对游说活动的刺激。首先,由于某一集团获得的关税税率提高都将扩展到所有进口品,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可能获得的关税税率提高很小。其次,所有进口替代部门得益于关税税率提高,与投入资源用于提高税率的游说的人无关。因此,大家都想等待,让其他集团承担游说成本。

也就是说,免费搭车可能会减弱保护主义的压力(Harberger,1990,p.73-89)。

第四,关税造成的扭曲程度比税率提高得更快。

相反,收入增加充其量与税率提高成正比。实际上,收入增加应当比税率提高的比例低。

这可能是由于价格提高导致需求下降所致,或者由于关税税率提高导致逃税和走私所致。

因此,为了在获得既定收入水平的前提下使扭曲效应最低,关税应当以最小的税率差异全面适用于所有进口品。

也有论据赞同税率差异。

赞同差别关税税率的主要非保护主义论据依据的是最适课税理论。经济学家拉姆斯(Ramsey,1927,p.47-61)首先提出了最适课税问题,后来当代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一理论(Diamond and Mirrlees,1971,p.8-27,p.261-278;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Auerbach,1985,p.61-127),而且有些经济学家把最适课税理论用于讨论最适关税结构(Dasgupta and Stiglitz,1974,p.1-33;Corden,1974)。拉姆斯提出,最适税制应当具有的特征是使税收引致的扭曲最小化。

根据最适课税理论,那些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商品应当课以较高的税率。其原因在于,倘若商品的需求无弹性,在征税之后,需求变化相对很小。也就是说,消费将承受这种税收负担,不会明显地改变其经济行为。因此,为了使扭曲最小化,应当集中对这类商品征税。

最适商品课税的另一结论是,最终产品应当比生产投入物的课征税率高。其原因在于,税收引致的投入物的相对价格变化会导致选择低效率的技术。

由于这种税最后要由最终消费者承担,故最好直接对最终消费征税,从而避免生产扭曲。

把这一论据扩展,最适课税理论建议对最终消费品比对中间产品课征的关税税率高。在最终消费品当中,需求弹性越低的消费品,课征的关税税率越高。

然而,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发现最适课税理论的应用。

主要原因是设计最适关税结构所需要的信息量超额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它需要准确知道所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弹性。而且,在动态经济中,最适税制结构所依据的特征(如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交叉弹性以及偏好等)都在不断的变化。

实施这种税制的管理成本很可能超过它所筹措的收入。

在很多国家,关税税率在商品间差别很大,但这种税率差异几乎不是因为以最适课税理论作为指导的结果。特殊利益集团和进口替代行业的游说常常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对其产品课征的关税税率,降低其投入物的关税税率。大多数国家都以关税作为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而且,从保护主义的观点出发,最适关税制度不一定表现为统一关税税率。

4.2 保护目标下的最适关税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在既定保护程度下做出决策。在这种限制条件下,最适关税制度将取决于保护的缘由。

例如,如果目标是动员国内其他行业的资源并重新配置于特定部门(如农业),那么,统一关税可能实现不了这一目标。

支持保护的通常论据是基于幼稚产业理论。根据这一论据,要使国内某些产业发展,就需要保护。这些产业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外部性,成本将递减,最终在世界市场上会有竞争力。

最近,战略贸易理论也为保护某些产业辩护,原因在于这些产业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倘若保护是基于幼稚产业理论或战略贸易理论,那么,最适关税制度一般不会是统一的。

保护应当只给予那些产生外部性的行业或者争夺国际市场的行业。当保护必须扩展到若干行业时,给予某一行业的保护程度应当是其特殊保护需要的函数。对某一行业的过度保护可能会消除对节省成本活动的投资刺激,违背关税的目的。

在某国对某些国际市场拥有垄断力量的情况下,保护可能会改善其贸易条件。

由于该国通过限制需求而降低其某些进口品的价格对这些进口品课征关税能提高该国的福利,但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最适关税制度将限制对该国能够影响其国际价格的那些产品的保护。

对每种商品课征的关税税率应当与该国的市场力量相称,也就是说,关税的规模应当与该国面临的供给弹性逆相关。不过,在实践中很少用贸易条件作为保护的论据。

各国政府都担心实施这种政策会引起报复(Bhagwati,1988)。

如果考虑到贸易伙伴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那么,零关税政策可能是最适的。

总之,即使当关税作为保护手段时,关税的统一性或准统一性也受到拥护,其原因如下。第一,多样化税率制度的优点抵消不了管理这种税制的成本。第二,政治经济论据强调了全面规则的必要性,以减少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第三,在确定诸如相关行业或适当保护程度等方面的实践困难,使得最适差别关税税率无法实施。

5.投入物关税与关税退税

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贸易改革,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证据表明进口替代战略已逆转,而采取外向型贸易制度(IMF,1993)。作为贸易改革的一部分,关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趋势是降低平均保护程度,不同进口品之间的关税税率趋同。

由于外向型贸易改革导致平均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这预期会导致收入损失。如果国内税种非常完善,通过提高贸易中性的国内税收就可以抵消这种收入损失。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改革将提高受保护最低商品的关税,以补偿最高税率降低所造成的部分收入损失。

作为贸易改革的结果,对中间投入物课征的关税税率预期会趋近于平均税率,从而会增加部分生产者的经营成本,因为他们在改革之前所面临的对投入物课征的关税税率比较低。

虽然这种成本增加会铲平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各行业间的竞争场地,但也有损于出口行业。从出口商不能影响其出口品的价格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对投入物课征的关税税率将削弱其竞争力。

与为国内市场生产的行业不同,出口行业没有因为保护而其产品价格上升。

尽管外向型贸易战略很成功,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很高的保护程度。内向型贸易制度的特征是关税税率差异很大,平均关税税率很高。通常,进口替代政策的目标是保护国内的最终消费品(如耐用消费品、纺织品等)的生产者。为了实现对这些行业的很高的有效保护,竞争性产品的进口不是被禁止就是课以非常高的税率。

尽管投入物偶尔也课以较低的税率,但保护主义政策也会导致明显的反出口倾向。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其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小,无法改变其贸易条件。也就是说,出口商不能通过提高价格而向前转嫁增加的成本。因此,高成本和有限的可利用投入物导致对利用进口品生产出口品的行业的有效保护是负的。保护主义政策的这种反出口倾向源于关税引起的两种效应。

第一,出口商面临着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的成本增加。高成本并不仅限于关税直接引起的进口投入物成本的增加,成本增加很可能遍及整个经济,影响着非进口品和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第二,对进口替代行业的保护把资源吸引到这些行业中,而减少了出口活动可利用的资源。

为了实现促进出口战略,有三种方法可资利用,即进口投入物免税、关税退税以及保税工厂和免税出口加工区(Thomas and Nash,1991)。

有关这三种方法优劣的理论分析不多见,但一般都认为最佳方法可能是废除保护主义政策。在某种保护程度既定的前提下,关税退税可能会提高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但也会出现新的扭曲。也就是说,关税退税是一种次优政策。关税退税产生的主要扭曲是有利于进口投入物,因为国内生产的投入物由于对进口替代企业的保护而其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

有些学者分析了在有关税退税和没有关税退税情况下投入物关税对福利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当保护扩展到投入物时,关税退税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福利(Panagariya,1992,p.131-147)。其原因在于,出口退税将部分校正保护造成的反出口扭曲。不过,有些出口商可能从国内投入物转向进口投入物,以避免支付较高的国内价格。还有学者分析了出口退税可能降低福利的条件(Behrman and Levy,1990)。如果一国出口若干种商品,并且这些商品是用国内投入物和进口投入物的不同组合生产的,那么,大量利用进口投入物生产出来的那些出口品因关税退税而更有利。

6.出口税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税在税制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出口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且这些产品在GDP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里,大多数出口税都是对初级产品征税。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67个国家征收出口税(Sanchez-Ugarte and Modi,1987)。

虽然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出口税,但很多国家依然继续使用选择性出口税,以筹措收入。

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税只对一两种占该国出口份额较大的商品课征。咖啡是最常见的课税产品,其他课税产品包括香蕉、可可、干椰子仁、木材、食糖等。另一类课税产品是采矿和石油行业的产品,包括钻石、石油等。

课征不同形式的出口税以及对出口的非关税壁垒有两种论据,都是基于市场不完全性提出的。这两种论据是:(1)当一国在出口市场上拥有垄断权时的关税最适性,(2)对进口国设置贸易壁垒的必要反应。

当一国对某种产品的市场拥有垄断权时,该国可以实施垄断定价策略而增加其福利。特别是出口税会减少这种商品的供给,从而提高其价格。在最适关税情况下,该国使其获得的垄断利润最大化,而牺牲了其贸易伙伴的利益。从整个世界角度来看,这种战略的结果是福利下降。

有人依据这种论据分析了现行出口税,得到的结论是:同最适出口税相比,对出口的征税过高(Sanchez-Ugarte and Modi,1987)。如前所述,当考虑到报复的可能性时,追求垄断战略不是最适的。

在世界价格大大超出平均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比较利益比最初垄断者低的国家将进入市场,驱动价格长久下降。

按照第二种论据,进口国设置贸易壁垒表明相应的出口税是正当的。当某个很大的进口国或国家集团对某种产品予以进口限制时,该产品价格就会上升。结果,出口国的国内生产者若预期在这种航道价格市场上出售其部分产品,就会有动力过度生产。

为了抵消这种供给增加,维持国际价格,出口国就会对这种出口品课征关税。

各国政府可以把出口税看作是一种筹措收入的直接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税可以看作类似于消费税(Tanzi,1976,p.66-76),也就是说,这种税将产生收入而降低出口水平。在很多国家,这种税的明确目标就是出口公司的所得。

出口税也可以用来对农业和农村生产者征税,国内税难以对他们征税。

同某种商品的国内价格相比,对出口征税降低这种商品的出口价格。因此,产品会转向国内市场,导致本地价格扭曲和资源配置不当。这种税也会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产生一种“楔子”,造成进一步扭曲。

对出口征税引起资源流出出口部门,转向低效率用途。

整个经济的效率损失类似于进口关税引起的效率损失。

还有人认为,出口供给相对无弹性,因此,出口税是非扭曲性的。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出口供给受生产者价格的变化影响(Sanchez-Ugarte and Modi,1987)。

此外,高出口收入并非总是表明高利润。国内所得税避免了反出口倾向。

出口税常常被看成是减缓出口部门收入以及出口品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波动的机制。还有人认为,出口税可以用来对意外利得征税。

这种利得是由未预料到的国际价格上升所致,可以看作是租金。当课征这种税时,对于出口商来说,改变其经济行为太晚了。

因此,这种税是非扭曲的,是有效率的。然而,只有在没有预期到征收这种税时,出口税的这种效率才会存在。

如果出口商预期到万一有高收益政府将对出口征税,他们就会改变其经济行为。一旦政府对出口征收了未预期到的税,尽管出口商不能改变其过去的行为,他们也将改变其未来的行为。

一般而言,取消出口税一直是旨在建立外向型贸易制度的关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各种国内税能够更好地实现出口税所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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