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作用时滞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085页（5860字）

【内容介绍】：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良好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单纯的政策配合问题，还要把握住运用政策的时机。

因此，政府在利用财政政策特别是利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当考虑到时滞(time lag)问题。我们借助图1来说明时滞的重要性。

在a点，人们注意到经济开始滑坡，走向衰退，且政府决定采取治理措施(比如减税)。可是，在经济运行已走出低谷达到b点之前，财政政策可能一直没有生效，亦即没有拯救存在于a点和b点之间的失业，而是在不需要它之时却开始起作用，加大了通货膨胀性需求。

这显然说明掌握财政政策作用时滞的经验知识是多么的重要，同时还指出了“微调”经济的企图所蕴含的危险性。正是这种危险性，使得有些经济学家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应当避开所有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代之以自动稳定器。对此，我们将讨论时滞的性质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

图1 经济周期

1．概念

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实施一般会产生下列五种时滞，依次为：认识时滞、行政时滞、决策时滞、执行时滞以及效果时滞。

认识时滞(recognition lag)是指从经济现象发生变化(比如衰退和通货膨胀开始)到决策者对这种需要调整的变化有所认识所经过的时间。

这段延迟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行政部门掌握经济信息和准确预测的能力。

在利用现代计算机高速处理数据的情况下，这一时滞要比从前短得多，可能不是主要问题，但并非说可以忽略不计。行政时滞(administration lag)也称为行动时滞(action lag)，是指财政当局在制定采取何种政策之前对经济问题调查研究所耗费的时间。

财政当局在发现经济问题(如经济衰退出现或通货膨胀发生)后，立即收集有关资料，分析原因，拟定对策，这一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这两种时滞只涉及行政单位而不与立法机构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这两种时滞只属于研究过程，与决策单位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称这两种时滞为内在时滞(inside lag)。

内在时滞的长短，一方面取决于财政部门收集资料、研究情况所占用的时间以及采取行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目的，尤其是在希望实现的目标较多的情况下，必须对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进行选择，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各种政策间权衡。

与内在时滞相对应的是外在时滞。外在时滞(outside lag)是指从财政当局采取措施到这些措施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的这一段时间。主要包括三种时滞：(1)决策时滞(decision lag)。它是指财政当局将分析的结果提交给立法机构审议通过所占用的时间。(2)执行时滞(execution lag)。它是指政策议案在立法机构通过后交付有关单位付诸实施所经历的时间。(3)效果时滞(impact lag)。

它是指政策正式实施到已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这三种时滞与决策单位发生直接关系，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经济活动，故称为外在时滞。由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很难预测，因此，外在时滞可能会更长。图1表明了财政政策时滞的先后次序及其内容。

图1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时滞

至于外在时滞有多长，争议非常大，但最强有力的且最直接的财政武器——政府购买和个人所得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几乎是即刻的影响(Blinder，1973，p．23)。政府购买毕竟是GNP的组成要素，对财政政策会立即做出反应，所以直接影响或冲击乘数(immediate impact multiplier)应当至少是1。

个人所得税变化也会很快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因为扣缴比率几乎立即改变。可是，财政政策的其他工具，诸如公司所得税和投资税收抵免等等，影响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较长。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政策工具会立即充分发挥其作用。

2．问题

这些时滞的存在会产生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鉴于对政策反应滞后所包含的危险性，我们还应当依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吗?第二，倘若认为相机抉择政策值得一试，我们应当使用财政政策工具还是货币政策工具?我们先考察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货币政策的操作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着上述五种时滞。

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时滞长短比较而言，内在时滞只涉及经济问题的发现与对策研究，这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说，大体一致。因此，就内在时滞而言，无法确定这两种政策孰优孰劣。

但是，就外在时滞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优势比较就较为容易。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决策时滞较长，因为财政政策措施要通过立法机构，经过立法程序，比较费时。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可由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影响货币数量，时滞比较短。就执行时滞来看，财政政策措施在通过立法之后，还要交付给有关执行单位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时滞一般比货币政策要长。

但是，从效果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就可能优于货币政策。由于财政政策的工具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活动发生有力的反应；而货币政策主要是影响利率水平的变化，通过利率水平变化引导经济活动的改变，不会直接影响社会有效需求。

因此，财政政策的效果时滞比货币政策要短。

总之，就时滞方面来看，很难比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研究这两种政策的时滞问题时，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客观经济环境和不同政策的各种时滞加以比较，才能做出正确判断，选择有效的政策措施。

我们再看第一个问题，即我们还应当依赖相机抉择政策吗?或者说，惟一依赖自动稳定器是不是更好?乍一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动稳定器具有若干优势。首先，它既没有认识时滞，又不存在行政时滞，而且决策时滞和执行时滞也不会出现。倘若产出和就业开始下降，所得税和工薪税收入随之减少；反之，则情况相反。

因此，自动稳定器所无法避免的就是效果时滞。由于总时滞大大缩短，自动稳定器几乎没有破坏稳定的可能性。

其次，自动稳定器通过以规律法则取代人为法则，使得稳定政策不含人为错误——有些错误是政治家的刚愎行为所致，有些错误可能是对经济状况的了解不充分所致。

既然相机抉择措施在时滞上表现出如此之多的问题，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以其作为实现经济稳定的工具?原因很简单：自动稳定器的效力不够。

虽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但不能消除实际GNP与潜在GNP之间的巨大缺口；虽然它有助于缓解超额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但不能采取消除超额需求所必需的决定性措施。

况且，有时它还会帮倒忙。

例如，当高失业率的经济刚刚开始从衰退中走出时，不断提高的税收收入却吸吮了消费者的一定数量的潜在支出。这就是海勒(Heller，1957，p．634－651；1967)所谓的“财政拖累”，而惟有相机抉择措施才有可能消除它。

总之，从政策的作用时滞角度来看，自动稳定器与相机抉择措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衡问题：自动稳定器时滞较短，但效力相对较弱；相机抉择措施效力较强，但见效较慢。

3．建议

自动性的鼓吹者建议，通过立法，形成一种“公式弹性计划”(formula flexibility plan)，使得相机抉择措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稳定器性质。简言之，这种计划由国会批准的一项法则构成，比如说，当失业率达到某一既定水平时，所得税税率就降低一定比例；而当通货膨胀率超过某种可容忍的限度时，税率就提高一定比例。具体来说，国会可以通过这样一项法律，形成一种“公式弹性”：年度通货膨胀率在任何时候超过4%，所得税就提高10%；失业率无论何时超过5%，税率就降低10%。这样，与标准的自动稳定器相同之处是，公式弹性也避免了行政时滞和决策时滞，但与之不同之处是，它的效力可能要比标准自动稳定器大得多。可是，这种建议也有问题：首先，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4%的同时失业率也超过了5%(如美国1971年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其次，这种弹性公式难以科学设计，因为它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状况这两个经常提及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没有考虑到经济结构这一重要因素。

可见，我们可以完全避开相机抉择措施而代之以自动稳定器的想法是天真的且过于简单化(Okun，1972，p．123－163)。

4．时滞与预测方法

既然今天采取的财政政策措施，在今后3个月、6个月甚至12个月内才开始显示出效力，那么，为了及时开出适当的财政刺激或限制处方，当局不仅要知道经济现状(鉴于数据收集的时滞，这本身就很困难)，而且还要知道今后6个月或一年的经济状况。

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里的经济学家设计了很多的方法，以预测宏观经济的变化。

方法1：计量经济模型 预测宏观经济变化趋势的经济计量模型复杂多样，我们仅以最基础、最简单的经济计量模型来说明这种预测方法。假定消费是税后所得的线性函数，投资、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都是自变量，GNP是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之和。该模型可写成下列简单方程组：

C=100+0．8(Y－T)

Y=C+I+G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和C(消费)是内生变量，G(政府支出)、T(税收收入)和I(投资)都是外生变量。

我们把GNP作为政府支出、税收和投资的函数，亦即

Y=500+5I+5G－4T

显然，如果这是我们的经济模型，为了预测GNP，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预测投资和政府预算。例如，如果预测在没有财政政策变化的情况下，预算在下一时期将在G=T=200上保持平衡，而投资支出预计是50，我们预测下一时期的GNP为950。根据这些预测结果，我们就可以提前确定适当的财政政策。

方法2：超前一滞后关系法 特定的历史超前－滞后关系(historical lead－lag relationships)方法是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创立的，现已在政府和工商界广泛使用，作为预测的辅助性手段。

根据伯恩斯和米契尔(Burns and Mitchell，1946)的最初解释，如果某个变量在周期的波峰之前达到其最大(或最小)值，这个变量就被说成是超前于周期；如果它在波峰之后达到其最大(或最小)值，就被说成是滞后于周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的一系列研究，确定并分析了周期性指标。

所得到的结果包括交叉分类的100个以上高数列，这些分类是几个宽的“经济程序”组(即生产和收入、固定资产、货币和信用)和经济周期高峰和低谷时典型的时间起止。根据这些数据资料，把先行指标(leading indicators)、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编成复合指数，然后进行预测。

方法3：典型调查法 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BEA)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合作，定期向样本企业调查，询问它们在以后一至四季度打算在厂房和设备等方面投资多少；麦克格鲁－希尔公司也定期调查投资意愿；普查局按季进行家庭调查，收集各种特定项目(诸如汽车)的未来购买期望数据；密施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收集并公布消费者支出的相关时间数列。

所有这些调查数据都与经济计量模型相结合，对于预测的准确性极其重要(Fair，1971)。。【参考文献】：

财政稳定器(Fiscal Stabilizer)

Blinder, A. S., 1973, Fiscal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Bums,A.F.and W.G.Mitchell,1946,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ir,R.C.,1971,A Short-Run Forecasting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D. C. Heath.

Heller, W. W., 1957, CED's Stabilizing Budget Policy after Ten Yra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Heller, W. W., 1967,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kun, A.M., 1972, Fiscal-Monetary Activism: Some Analytical Issu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